1. 自然與文化的人文地理思維

• 自然與文化的思辯

自然是從文化上來定義的，自然如何被人為的建構?一般人類經驗對「自然（nature）」的定義:

• 地球表層以及地表以上大氣層沒被人類所影響，或影響程度很小的部分

• 除去人類創造物之外剩下的，或經過一段時間可自行復原的那部分

 

然而這這是否僅是虛擬的假想??

當今的時代，文化似乎勝過了自然，人類足跡遍布全球，無所不至。廣義的自然還包含遙遠的星體宇宙及地球的內核，或極微小的粒子及菌體，人類已開始探索，是人類思想/文化的建構物。

廣義的自然（Nature），是未知世界，是人類思想、圖像語言所無法觸及，無論是我們觸摸的還是改造的，看到的想到的，通通是文化!!

“文化”似乎無所不在!!!從這個角度看世界，令人感到不安， （將狩獵文化與現代人生活做有趣的類比， 都是一種沒有任何自然概念的文化世界，如同家一樣自在）我們需要借助自然的力量，讓感覺更加真實、理性與穩定，甚至借助自然來永遠逃避人類思想的影響。

 

• 「逃避」自然

「逃避」看似貶抑的詞彙，然而正是由於人類內心與生俱來的逃避心理，推動了人類物質與精神文化的創造與進步。「逃避」的過程，也是文化創造的過程。

 

所有生物中，只有人類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選擇了退卻，也因此就自然而然產生了只有人類才可能擁有的”文化”， 人類改造自然，創造出比自然界更加穩定的人造世界，並以此作為與自然相聯繫的紐帶（征服自然、征服死亡）。

 

逃避自然，是由好幾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分別是人類勞動合作的力量，技術的力量，以及隱藏在這兩種力量之下的想像與思維的力量。

 

• 逃向自然

「逃向 （回歸）自然」是依賴於「逃避自然」的。

「逃向自然」在文明的進程中，隨著知識與技術的演進而有不同規模的行動方式，從從周末度假到橫越海洋開拓新大陸，促使人類移動的動力進而形成文化的演進，其實就是我們逃避自然的願望以及實現這種願望的能力。

 

我們希望逃向的地方已經不再是自然，而是「自然」這一迷人的概念，這一概念是人們經驗與歷史（或文化）的產物

 

• 逃向真實、逃向清晰

『「真實」的涵義來自於動物的生活方式，意味著動物生活在真實的世界中，竭盡所能的去應對外界的壓力以及自身的本性，擺脫令人煩惱的幻想和渴望』

 

『真實，指的就是自然的影響力。它不僅指自然本身，還意味著無論是在自然或人類社會中，自然作用於個人或群體，讓人類偶爾或長期處在自然的壓力下』。從一般的觀點人們逃避的是真實（兩極），逃向的是幻想。

 

但如果讓人們經歷的是一種具有高品質的，足夠清晰度的經驗（非簡單與簡化），就會視為一種真實，逃向真實。

 

2. 文化地景與地方感

 

• 地景

“地景" （Landscape）是一個“大地的、環境的"宏觀概念，由不同領域的 人們，根據他們不同的關注取向做不同的詮釋或引用。

 

地景做為展現各種自然和社會營力相互作用的舞台，經由解讀和詮釋，人在土地上活動的種種痕跡得以逐步展現; 不同關注角度的地景詮釋，有助於了解地域文化的發展與形成。

 

• 平凡（文化）地景

“平凡地景”是環繞於人們四周的“生活地景"，不同於功能性或視像式的地景。

 

平凡地景所蘊涵的社會文化意義，是人與其生存環境相互實踐的正文記錄;地景的本質，是關乎歷史一時間，社會一空間的地方建構， 是經由生存在自然環境中的人的生活軌跡所塑造，反應出人與環境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

 

• 平凡（文化）地景的形塑

人們基於生存或精神上的需要，修改、適應、介入、或創造自然環境中物理條件的種種行動， 歷時性的與自然營力及社會力互動、對話，是特定的人類居處存有（ Dwelling ）和棲所（ Habitat ）需求的適應策略（ Adaptive strategies） 。

 

在傳統產業地景中的人造物如路徑、橋、風道、防風林、防風竹圍、防風牆、定砂竹編、水圳、取水堰、水車、石滬、浮圳、地下補注湖 ...等，甚至聚落的建築及空間本身，均是結合自然環境的物理特性轉換成文化性與詩意（ Poetic ）的實質表現，在自然循環過程或產業、文化活動之間相互滲透影響，累積及生產文化意義註記了人與土地的特殊關係。

澎湖石滬及宜蘭金同春圳伏流水集水管

 

• 地方感的形成

居住於封閉的居民，多數人一生以此「地方」為唯一世界，其感知是唯一的。透過集體意識的經驗累積，逐漸演變為「地方感」。

 

「空間」形成「地方」的地方化過程，經由居住其中的人的生活方式、經常性活動、事件、記憶與經驗累積，親密性及記憶的累積過程，意向、觀念及符號等意義的賦予，個體或社區的認同感、安全感、關懷的建立，將人與空間緊密連結，賦予意義，將「空間」轉換為「地方」。

 

地方的命名過程，是透過符號化賦予空間意涵轉化為地方的過程，成為「地方」的重要表示方式。地名也成為區隔「我群」與「他群」的重要指標。「地方感」為地方意識形成的基礎，「東勢」、「西勢」與「溪南」、「溪北」被普遍使用後，「地方感」開始逐漸形成。

 

蘭陽平原地方感的形成推測

 

• 中間景觀

「中間景觀」處於人造大都市與大自然（荒野）兩個之間，稱做人類棲息的典範

 

這些「中間景觀」都是文化的產物，使人類不用進行遠距離的遷徙，就可以逃避自然的原始與蠻荒。看起來更真實，更富含生活氣息，更像生活本來的面貌。

 

中間景觀並非唯一的，且種類龐雜，如農田、郊區、花園城市、花園、主題公園…等，具有不同的價值，且很不穩定，最終轉化為城市中的人造物，而失去原有的意義和價值。

 

農地是其中最重要的中間景觀，農民的生活與使他們與大自然完美的融合，對於外來的觀看者，農民本身就是自然，是自然地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 具地方感的農村/鄉野平凡地景

 

與自然對話的農業生產自然會產生多樣、有機的地景模式，這種以自然地形及水文為基底，散村聚落，水圳（塘）、竹圍合院農舍、田園、農路穿插鑲嵌的混合、多樣、有機的空間，紮紮實實的反映出先人的生產、生活與自然對話的痕跡，是自然-農業-聚落鑲嵌地景在生態及文化意義上最珍貴的價值所在，是數百年台灣農業社會脈絡的累積。傳統農耕空間為農人間信賴互助，分工合作的文化意義體現，然而這種平凡又豐富的文化地景，在蘭陽平原卻已所剩無幾。

 

 

這些或因地形、或因水文因素仍未經農地重劃的少數素樸農村地景，註記了時間推演過程中最豐富的文化-自然對話痕跡。然而這種承載著豐富厚實的農業文化與常民生活交織的文化地景，及傳統農業社會人與土地、自然間細膩且複雜的互生關係，在開發導向的土地政策下異常脆弱，更難以抗拒農地重劃後龐大的土地利益誘惑，而在農村迅速地消失。

順應自然的竹圍三合院

 

3. 自然災害與地方文化

• 「自然災害」的文化意涵

在宜蘭的社會發展歷程中，「作大水」一直是人民重要的生活經驗，同時也留下深刻的歷史記憶中，從19世紀宜蘭納入清帝國版圖起，颱風及暴雨所致的土石流、洪災，地震，早已深深烙印在人民的日常生活，反映在斑斑可考的歷史記載及文學作品中，如黃春明、簡媜等縣籍作家作品。這些文學作品都深刻顯示出颱風、霪雨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及相關歷史記憶的呈現。

自然災害的本質，原只是一種異於常態的自然現象。廣義的自然災害包含造成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的颱風、強降雨所帶來的土石流、河道走徙及洪災等各種自然現象。就環境本身，這種均衡的調整狀態並無好壞之分，只是自然本身的平衡機制而已。然而，當人類自己介入了大自然的調整機制，變成受害者，情況就開始變的複雜。

隨著文明的進展及技術的演進，人類對於自然環境的介入，參與的程度越來越大，破壞也越來越大，生態失去平衡，自然災害的發生也越頻繁。

就宜蘭而言，這種人為因素介入自然環境而導致災害發生，至少可追溯至兩百年前漢人大規模入墾將平原農業化，形成漢人聚落即已產生變化，漢人建立聚落同時，也開啟了山林的開發與資源利用，經歷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達到巔峰。

• 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

文化發展的深度及廣度，很大程度依賴人類與自然環境的協調程度以及對自然災害的抵禦能力，自然環境無疑是文化發展的脈絡之一。有地理學者認為，「自然環境對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意義。此一意識根據人群的態度、目的、技術水準而定。因此若該人群之文化有所改變時，則自然環境對其影響亦有所改變。」因此我們可以說，文化與自然環境的交互作用形成了該地的文化現象，而且隨著技術水準的發展，兩者交互作用的比重而有不同。

 

從這個角度來看，特定的地方文化生成，其實就是地方的人群面對自然災害，在與自然災害共存的歷史發展經驗中，從克服抵禦到調適依存的過程，透過技術發展與社會規則的制定，所發展出與自然對話互動的地域特色及知識。這些知識除了根植於日常生活經驗的「地方知識」外，也包含工程技術、生產模式、防救災的社會體系，經由科學觀測及各種氣象紀錄的累積統計，形成對於自然災害的「專業知識」，成為國家治理的工具，用以預防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及規劃安全及永續的生活環境。

 

人們在面對自然災害時的經驗及智慧，甚至是面對自然的心理因素，與降雨、季節風、地形、土壤地質等自然因子的相互影響累積而成的地方知識，都可以在面對自然災害時呈現，也成為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的一部分歷史，在地景中呈現人地對話及交互作用的痕跡，在文學作品中再現，或成為地方認同建構的素材。

 

• 地方水文化的消逝

日治中期開始所進行平原上主要溪川圍堤束水的水利工事建設，大幅降低了各地水患的風險，增加農業產量及生產面積，公路、鐵路交通建設也得以穩定的開展，戰後60年代開始隨著社經型態的轉型，風災、水患對土地開發需求的威脅，讓治水成了政府經濟建設的重點政策目標，透過工程技術的進步大幅快速改變了地表水文與地景紋理。然而人與水從對抗到調適，在生存、生活、生產面向的緊密依存關係卻開始逐漸瓦解逝去。

 

另一方面從日治時期開始透過專業的氣象機構及學術機構的研究，從氣象、地理科學知識的資料收集及調查研究，也大幅提高人們對自然災害的掌握及預防。科學及專業知識對自然現象的解密，卻也讓許多因生活經驗，及與自然環境（或自然災害）共存所累積豐富的常民地方知識、口述民俗傳統，迅速地淡出人們的日常生活，在近代科普教育中甚至被認為是荒誕迷信而被刻意摒除，自然環境不再與生活與共同記憶扣連，植根於於土地的水文化亦無從附著於人心。

 

4. 宜蘭水文化的地方知識

 

• 蘭陽平原的辮狀河川及沖積扇

「東北季風順著河谷而上，往往形成豪雨，蘭陽溪上游擁有大量的泥沙來源，也因此在主支流匯聚處，常有沖積扇群。當蘭陽溪進入平原後，最先堆積下來的是礫石等粗粒沖積物，河道常被堆積物阻擋，因而形成分歧和繞道的現象，形成「辮狀河道」，越到下游，淤沙顆粒越細，平原坡度也越趨平緩。」

 

每年東北季風帶來的豐沛雨量，從畚箕地形的平原開口進入後滯留在雪山山脈及中央山脈的迎風面，山林所涵養飽滿的補注水源，匯集於溪谷後即奔向平原，因陡降的地形造成粒徑較大的塊石堆積於河谷沖積扇扇頂，溪水受阻後於扇頂處潛入河床下方成為伏流，於海拔5~20公尺的扇央伏流湧泉帶湧出，這些淺層伏流與湧泉同屬地表水，是宜蘭水資源的一大特性。

蘭陽平原上的沖積扇與低濕地

 

• 蘭陽平原水文化的特性

 

水是生命的要素，是民生與產業的基礎。宜蘭的水資源充沛且型態多樣，孕育了蘭陽平原豐富的生態、產業與文化。

 

一百多年來蘭陽平原的地景變遷，是一部先民們從適應自然到馴服自然所展現的生命史書，獨特的地形與氣候形成了獨特的水文，刻畫蘭陽地方歷史文化中人們與河川既恐懼又親密，既支配又依存的複雜情感 ，書寫了1960年以前蘭陽平原獨一無二的農業地景。噶瑪蘭人約在１千年前，移居於這片水鄉澤國之地並開展了生活，主事農耕，輔以漁獵，男耕女織、安樂富庶（噶瑪蘭36社）

 

 

 

百年來的蘭陽平原水系變遷

 

• 與水依存的聚落空間發展

 

全台的河川在日治初期以前陸路交通未開展之前，河海交會形成的港口聚落及河道航運，曾在地方經濟發展及交通運輸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因河道航運而繁榮興盛的城市，如淡水河的艋舺、基隆河的錫口 （松山）、水返腳街（汐止）、大漢溪的新庄、大嵙崁街（大溪）等，宜蘭則為烏石港、宜蘭城及利澤簡。

 

在宜蘭因河海交界而形成的港口為俗稱西港的烏石港及稱為東港的加禮遠港。蘭陽平原因中上游沖積平原的急速開發，及港口屬沙岸地形，導致河口泥沙淤積，加上東北季風的吹襲，船隻只能利用春夏間航行，此外由於宜蘭多雨多颱的氣候，河川下游地勢低窪，颱洪往往造成河道變遷乃至淤塞等，無不影響航運與利用價值，導致河港逐漸失去港埠功能，成為沼澤甚至陸化。日治中期以後鐵路全線通車及公路路網的逐漸成形，為蘭陽平原的大小河港聚落帶來致命的重擊。

 

1768~1796漢人入墾，由烏石港沿河流上溯至淇武蘭，1816拓墾至五圍、民壯圍，15年間，濁水大溪（蘭陽溪）以北基本上已經被漢人開發完成。

漢人在入墾宜蘭時，因地形限制和避免衝突，會刻意避開崎嶇山區的泰雅族活動範圍以及近海低濕地的噶瑪蘭舊社，因此多沿著等高線約5-7公尺的近山平原湧泉地帶，進行田園拓墾和聚落建立，這不僅利於取得耕作的水源和依地勢建設的灌溉水圳，也不易受河川氾濫的淹水威脅。

 

不論是噶瑪蘭的社落或是漢人的村庄，因早期蘭陽平原地處低濕，因此聚落選址主要均是位於平原高處的舊沙丘地為考量。沿海地區如打馬煙（竹安）、多羅美遠（大福）都處於沙丘背風側，有利於阻擋海風侵襲，這些都深受自然環境因素的控制和影響；又多雨洪患而導致河道的擺移頻仍也影響著聚落的興衰，例如烏石港、豬母乳寮（乳母寮莊）等聚落都因河道變化而衰退甚至消失。

 

蘭陽溪以北從宜蘭河至頭圍河為19世紀末聯繫宜蘭、礁溪、壯圍、頭城等蘭陽平原主要聚落的經濟命脈，及最重要的交通孔道。以駁船輸運民生物資，以頭圍港進行對外貿易。

 

蘭陽平原北部的噶瑪蘭聚落分佈和漢人拓墾位置圖

 

 

5. 宜蘭的母親之河-西勢大溪及流域

 

• 流域的自然環境

蘭陽溪流出山區進入蘭陽平原，在北側雪山山脈的山麓區域，創造了寬廣的湧泉地帶，而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在蘭陽平原員山鄉伏流水源最充沛的大湖溪/宜蘭河（舊名西勢大溪）流域所涵養的湧泉帶里山區域。

 

員山鄉位於雪山山脈的南端，南倚蘭陽溪為界，位於宜蘭縣西部，其地形南以蘭陽溪和三星鄉、五結鄉為界，北邊隔著大礁溪及山脈與礁溪鄉及台北烏來鄉相望，屬於宜蘭河流域、山地及山谷沖積扇平原地帶。宜蘭市位於平原中心，自清代建城以來，即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及位於西勢大溪四條主要支流匯集處的水利之便，至今仍為為蘭陽平原政經中心。百年前西勢大溪（主支流為宜蘭河前身）離開大同山區進入平原後，沿著山麓由內城、大湖往東北流去，繞經宜蘭城北側後再轉東蜿蜒，最後沿著沙丘西側由烏石港出海。

 

日治時期再連堤防興建前，西勢大溪主支流及自清代所開鑿綿密的灌溉水圳水網，不但造就蘭陽平原為豐饒的魚米之鄉，舟楫之便更是促成產業經濟暢流，聚落拓展及城鄉經濟體健全發展的關鍵因素，人與土地、河流為不可分割的生命體。而延著舊河道下方豐沛的地下伏流水及湧泉，至今仍提供我們潔淨而穩定充足的灌溉及飲用水源。

1897年台灣假製20萬分之一圖（噶瑪蘭廳）

 

• 蘭陽沖積扇/西勢大溪與頭圍港的變遷

 

自1796年吳沙在烏石港南竹土圍入墾（頭圍）至1890年間為烏石港-頭圍的全盛時期。1878年的洪水，西勢大溪出海口南移，改由打馬煙出海。1883年烏石港出海口因美國大型鐵殼船觸礁沉沒而港道阻塞。烏石港走入歷史，1885年大坑罟沖開沙汕缺口，形成頭圍港道，開啟頭圍港時期，雖經常淤塞，仍具西勢大溪流域主要聚落（宜蘭、礁溪、壯圍、頭城）對外貿易，聚落間經濟、生產及航運功能。

 

1892年的洪水，西勢大溪下渡頭以東改道，由東港出海；東港成為蘭陽平原上重要的物產（尤其是稻米）集中的出口港及貨品輸入港。西勢大溪集水區範圍大幅改變，頭圍河水源大減，河道漸淤。蘇澳港已經興建完成並與基隆港定期通航，地位日益重要並以輸出樟腦為大宗。

 

1924年8月5、6日豪雨山洪爆發，頭圍港一夕之間遭填平，頭圍港從此走入歷史。1924年11月宜蘭線鐵路開通，平原上五分車鐵道亦陸續鋪設，以原料（稻米、甘蔗、木材、樟腦）運輸及產品（蔗糖、造紙）製造為目的的陸上交通完全取代平原上河川的航運功能。

 

鐵路的通車開啟平原的陸運里程碑，快速、高運能的陸上交通讓水運功能迅速消退，日治中期以後再連堤防及各主要治水工程闢建完成，雖讓平原上的人們大幅減少水患之苦而安居樂業，卻也迅速地疏離的人與水的親密關係。

西勢大溪流域的變遷1929

 

1936年員山堤防、紅柴林堤防完工，西勢大溪走入歷史，徹底改變早期蘭陽平原河川型態、地貌、植被及集水區的範圍，同時改變聚落的產業經濟、空間型態及人們對空間歸屬的認知（地方感）及與河川生活及生產的依存關係。

 

濁水溪治水計畫圖

• 湧泉水圳交織素樸田園的大湖溪流域

 

大湖溪及其支流所流經平原的流域範圍，因位於大湖沖積扇扇頂至扇央伏流湧泉出流帶，為蘭陽平原最重要的水源地之一。周邊尚未重整的農地，呈現蘭陽平原早期珍貴的農業文化地景及質樸靜謐的田園水鄉風貌。

這是一處充份反映人類與自然和諧互動、與水共生價值，且尚未過度開發的常民生活地景。包含深溝水源生態園區內，尚德橋以上的大湖溪主支流及其支流灌排水圳蜿蜒曲流，為蘭陽平原上僅存日治時期至今完整的百年歷史水路，也因仍維持未經整治及開發的「野溪」樣貌，河道兩側多無道路可及，水岸自然演替的次生林林相茂盛隱密，水域生態僅受低度干擾，為數量種類極為豐富的鳥類、魚類、兩棲類、甲殼類生物棲地及生態廊道。

 

大湖溪主支流所涵蓋的流域範圍內溪流水圳與田園散村鑲嵌的里山地景，與周邊整齊劃一搭配豪華農舍的重劃後農地坵塊呈現強烈對比，區內擁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及多樣的生態資源，是一百多年來蘭陽平原地景/水文變遷的縮影。大湖溪支流上游因豐沛的湧泉水脈，自日治時期至今即幸運的被保留為深溝水源地，並作為全台唯一一處以濕地淨水的淨水場（已於2012年12月由宜蘭縣政府登錄為文化景觀），保存了蘭陽平原碩果僅存的原始生態地貌，凸顯蘭陽平原「地下水庫」的環境特徵。

其他還包含如日治初期，員山堤防闢建前的石造古堤，日治末期的運糖五分車舊道及西飛行場遺跡，戰後初期水力碾米廠等歷史文化地景。

大湖溪流域重要文化資源現況

大湖溪流域空拍

 

在日治初期的台灣堡圖上，濁水溪自三星庄九芎湖出山後，河道分歧，其中一路溪水沿三針後山山腳地帶前行，繞過宜蘭城，然後於壯圍庄與主河道匯流出海。

　

員山堤防未築前，今日的大湖溪與宜蘭河其實是蘭陽溪原始河道的一部分。比對台灣堡圖及陸地測量部地形圖，可以更精確地錨定再連堤防築堤前濁水溪主流以北辮狀河道的三股主支流。其一匯集大安埤（太陽埤）旁沿三針後山山腳收集山泉及坡面逕流水，大致即為目前的內城圳，及今內城路兩側的湧泉水圳，在鼻仔頭匯集進入今日大湖溪蜿蜒的主河道；其二源自今金車酒廠東側的湧泉水圳，穿越深溝水源生態園區北側，流出園區後注入大三鬮圳及大湖溪南支流；其三從再連堤防以北台七省道以南的蓁巷湧泉處，穿越台七省道進入深溝水源生態園區東側，流出園區後注入大湖溪南支流。自然水路的湧泉水圳不但直接供應農田灌溉，部分亦直接入滲，為流域內的地下水補注水源。

日治初期的西勢大溪上游

 

築堤前，三鬮庄的內湖（約內城路至童心園親子民宿之間）與深溝庄的蚊子煙埔（約今日金車酒廠一帶），是網狀亂流間稀有的水田地帶。總督府的宜蘭濁水溪治水工事於一九二九年啟動，一九三六年峻工。戰時航拍中，我們可以看見再連堤防以北皆成豐美水田。今日，大湖溪主河道的水源主要來自內城排水，支流河道主要來自深溝水源生態園區，蘭陽溪水仍以伏流方式注入大湖溪。內城排水源在注入大湖溪北河道前分流鼻仔頭圳，而支流河道則為大三鬮圳取水處。

　

戰時航拍中，可以清楚判讀過了深溝水源生態園區位址後的筆直大湖溪南支流，以及南北河道間的三鬮圳導水路（平行於八甲路之南），它們皆是人工治理的成果，今日八甲路兩側的齊整農地當時也已劃下。十六崁民宿前的那條弧型道路，則是當時的五分車鐵道。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的航拍，還可以見到今日太陽埤至內城聚落一帶當時才剛推平的舊有紋理，畫為齊整農地，其東南側即為宜蘭西飛行場跑道。

　　

尚德橋之前的大湖溪蜿蜒北河道，以及深溝水源生態園區一帶，反映的是原始的宜蘭濁水溪河道。推斷從一九三六年築堤後至今，此間大湖溪河道未有改易（可能也未曾經歷洪災，畢竟這原是大河的河道）。大湖溪主河道兩岸在戰時航拍中可見農業利用直逼河岸，河岸少有林木（應是當時的農村燃料需求使然），可是其後兩岸林木生長、生態回復，大湖溪成為今日我們見到的原始地景狀態，而這可能是蘭陽平原上絕無僅有的一條野溪。

　　

經歷戰後六零年代以後的農地重劃，整個宜蘭平原幾盡為棋盤農地，且在雪隧通車後，這一方一方的齊整水田間迅速地長出豪華農舍。惟有內湖一帶農田坵塊仍反映了舊日沖積平原上的流路紋理，幾處散村田園多戰時航拍無異，很應該逐戶訪問；這些被竹圍圍繞的傳統宜蘭散村，只有在這樣的傳統地景中，才能讀出人們最初為何擇此建立家園的意義。

一方面，我們不可能在台灣任一處平原乃至淺山地帶找到真正的原始，所有的一切皆經人為改變，只是工程遠近不同；另一方面，即是因為這樣的追尋比對，我們可以明瞭這一片地景的珍貴。

大湖溪流域1945年美軍戰時航拍

6. 低濕平原的魚米水鄉—冬山河流域與五十二甲濕地

 

• 自然人文背景

 

蘭陽平原的海拔高度平均再100公尺以下，由西向東地勢逐漸降低，到宜蘭市、羅東鎮以東，高度降至5公尺以下，地形平坦，頭城南方的狹長地帶，海拔降至2.5公尺以下。下游低濕氾濫平原因土壤為細砂及黏土，農田早經開墾已形成不透水的牛踏層，入滲不易。沿海岸又因沙丘阻擋排水困難，部分河川下游因土砂淤積，溪床高程已高於兩側農地，颱風暴雨或秋冬、梅雨季常導致溪水漫淹，退水不易造成災情。降水與地形、水文均為平原沿海5公尺以下形成多處溼地農田的因素，如頭城下埔、壯圍新興、冬山五十二甲及蘇澳功勞埔均屬此類濕地農田。

 

冬山河舊名冬瓜溪或冬山溪，利澤簡以北的下游段則稱羅東溪。清領時期為噶瑪蘭重要水路，漢人未入蘭前，沿岸盡是平埔噶瑪蘭人舊社，對於噶瑪蘭人而言，他們懂得在山、海河水交會的蘭陽平原，找到他們“酒醉欣搖舞，情歡樂笑歌＂的生活方式。現今的冬山河，是由新寮坑、舊寮安平坑、照安坑、十三分坑所匯聚而成，《廳志》所稱的加禮遠港離城東二十八里，其水從虎頭山發源，六里由紹興庄、八寶、十三份、太和庄過冬瓜山，五里轉珍珠里簡、奇武荖、八里出奇澤簡、婆羅辛仔宛至港入海。冬山河全長 24 公里，主幹新寮坑為一地下伏流，在松樹門、鹿埔、龍目井形成地下湧泉穿土而出，河域流經冬山、五結，在清水大閘門轉彎，順著沿岸受東北季風吹襲隆起的沙丘，向北流向蘭陽溪然後一起出海。

 

位於冬山河注入蘭陽溪出海口處的加禮遠港（東港），為溪南地區最重要的港口，交通咽喉及經濟動脈，一如溪北的烏石港之於西勢大溪流域的鄉市鎮，為冬山河流域羅東、冬山、五結等鄉鎮經由利澤簡街輸入及輸出農產品及日常用品的集散地。

 

日治初期的五十二甲

 

五十二甲濕地位於利澤老街西方，冬山河南側，處於五結鄉、冬山鄉、蘇澳鎮的交匯地帶，相傳昔日開墾的土地面積有 52 甲，因而得名。根據噶瑪蘭廳志記載：「五十二甲溪四水匯聚成渠，至奇利簡渡頭，合加禮遠港入海，以田得名。」五十二甲濕地距海口尚有6公里遠，但仍然受到海洋潮汐漲落的影響，為一受到潮汐影響的淡水沼澤，大部分都屬於水田或是草澤，其中有五股圳貫穿，形成特殊濕地生態，為候鳥與水鳥的絕佳棲息場所。生態豐富、景色優美，並有全台最大風箱樹及穗花棋盤腳原生棲地。

 

「坔地」老一輩的人這樣稱呼濕地，他們與濕地有獨特的情感，一種生命共同的關係。濕地從事農耕大不易，濕地農田的水稻抽穗需克服長年積水所形成軟濕，深度及胸的土壤底層，及感潮期間淡鹹交會的土壤環境，春耕插秧、夏季鋤草農民需利用兩隻浮於水上的竹篙輔助雙腳踩踏及前後移動，秋收割稻甚至打穀則需多人合作由鴨母船載運打穀機及割下來的稻榖。

  

濕地農耕及漁作

 

濕地農耕雖然極為辛苦，然而濕地卻也孕育豐富多樣的魚、蝦、貝類及兩棲類動物，及由濕地農業附帶的養殖業，是農業時代生產蛋白質的重要來源。濕地農田與養殖魚塭形成完整的食物鏈吸引大量的候鳥覓食棲息繁衍。濕地環境的利用與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早期先民惜福永續的使用觀念，順應自然資源與濕地和平共處，並利用濕地特性發展出相融一體的思維，在地居民適度的取用維持生命，也守護環境，對土地濃濃的情感創造了許多宜蘭濕地的故事，發展出在地的文化特色。五十二甲為低濕平原農漁輪作，與自然共生的典範。 

 

五十二甲濕地百分之90 均為私有地，天然條件與位置的獨特，保留了相當良好的水田環境與水圳生態，孕育了全台獨有的風箱樹棲地，全台最大的水茄苳環境，每年 10 月至隔年 3 月吸引大量的候鳥棲息，潮汐淡水沼澤，五股圳的魚類豐富，常吸引大批的水鳥在此棲息，尤其鷺科鳥類。而休耕的水田中，蘆葦叢生，有機碎屑豐富，水生植物亦多，也是雁鴨科的最愛。歷年來紀錄了鳥種 150 種以上，特殊的鳥種，如灰雁、額雁、羅文鴨、磯雁等，紫鷺也曾出沒。據調查記錄有 150 種以上的鳥類，其中更有花臉鴨、黑鸛、唐白鷺、魚鷹、澤鵟、短耳鴞、彩鷸、小燕鷗、水雉、埃及雁等鳥種。

 

五十二甲濕地與濕地農耕

在地的生活往往受濕地的影響甚大，很多的事務依附環境調整，就像宜蘭地區特有的「鴨母船」文化。「鴨母鴨」是一種因應低窪的溼地水塘，較小的五片式舢舨。它是農家養魚或是餵鴨子時，最便利的交通工具，為利澤在地的特色產物，是先民順應環境所發展出來的交通、生產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工具，運用在交通往來、搬運物品、種稻收割、救難等事物，蘊含了智慧及對大自然的謙卑。

 

由於過去下游居民的生活起居，與冬山河密不可分，因此每逢農曆七月初七，即民間稱的「七夕」，居住於下游的居民都會帶著牲禮到出海口，向著海邊祭祀河神，祈求來年平平安安，不要有水災發生，在當時此項祭祀已成為當地民間每年最重要的信仰活動之一，但因時代的變遷補魚維生的方式已漸漸沒落而此項祭祀活動也漸式微。

 

• 噶瑪蘭的足跡-流流社

 

距今約一千多年前，蘭陽平原已有平埔族噶瑪蘭人的足跡，他們在山海間的沙丘地建立聚落，過著漁獵為主的生活。溪南的噶瑪蘭人聚落主要分部在冬山河流域，1796年漢人大規模開墾蘭陽平原，使得噶瑪蘭族賴以生存的土地大量流失、人口銳減，部分族人於一百多年前大舉遷移到花蓮、台東沿海一帶，成為今日島上唯一持母語的平埔族，留在平原的族人則漸漸被漢化。本區昔日為噶瑪蘭族的重要據點，因此區域內的傳統文化亦以噶瑪蘭族為中心，噶瑪蘭人的祖先飄洋至台灣，定居於蘭陽平原上自稱「噶瑪蘭」意思為「平原人類」，分為 36社，並以蘭陽為界線，以北稱之為「西勢」有 20社，以南稱之為「東勢」有 16社，期中6社在五結鄉境內，現今平埔族人已成弱勢，甚至有的已隱身融入漢人群中，但因有舊地名的流傳足以證明他們曾經存在的最有力證據。如流流社、婆羅辛仔宛、加禮宛、鼎橄社、掃笏社、利澤簡、番仔溝、番仔路、社尾等皆是與平埔族相關的舊地名。

 

史籍上記載的噶瑪蘭族三十六社，有 5,000 多人，大部分居住在冬山河流域的五結，現今僅流流社仍保有舊貌。昔日築水而居景象已不復見，僅留下噶瑪蘭人精神象徵的ㄍㄚㄙㄡ（大葉山欖），迄今仍生意盎然地豎立在這塊土地上。 

噶瑪蘭人依水而居，即使不是依附河水主流分布，至少也是傍著支流而相互連繫。河流，是每日飲食、洗滌的場所，也是漁獵的所在，傳達部落間的訊息，也是支配住民存亡的命運。

 

昔日的加禮遠港，變成今日宜蘭人口中的冬山河，探究加里遠的噶瑪蘭語為尖尾瑪瑙珠之意，另根據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在宜蘭平埔番的實地調查，Karewan 乃意指沙崙之意。因此，加禮遠港的命名當與其海口右側的噶瑪蘭聚落加禮宛有關。冬山河水系噶瑪蘭人沿岸逐水而居，珍珠里簡、里腦、武淵、奇武荖、利澤簡、流流、加禮遠、婆羅辛仔宛、南塔吝、鼎橄、掃笏等諸社，皆是靠著冬山河豐富的自然生態，提供了生活中食衣住行育樂所需，噶瑪蘭人認為土地不僅是耕種而已，土地同時是漁場亦是獵場，善用自然，與自然共生，大葉山欖、構樹、月桃、姑婆芋、過溝菜蕨、茄冬、野薑花、水芹菜、食茱萸，這些植物對噶瑪蘭人來講，是他們日常三餐菜餚的來源，是他們蓋屋、造船的材料，冬山河幾乎是他們的生命之河，即便後來的漢人，冬山河一樣孕育了漢人的興盛，供給了延續生命的養分，開展了漢人建立溪南的第一大街―利澤簡。

 

開蘭之初，平埔族社約有50戶人家，因漢人進入開墾，使其生存空間受到威脅而陸續遷徙他處， 1840年部分平埔族人遷移至花蓮，咸豐年間有部分遷至加禮宛舊社社址，其餘大部分移至三星鄉，原社地已成為漢庄。道光中葉是噶瑪蘭田園開墾殆盡土地欺奪最烈的時候，噶瑪蘭族於是開始南遷流浪，秉性善良的噶瑪蘭人受到重大的打擊，土地被搶佔或騙走，生存困難，雖清廷曾禁止漢人侵墾，以便保護但仍無法挽回。然而不管流浪遷居或是流在原來的土地，噶瑪蘭族終究步上漢化的命運，變成農耕的民族，在住居附近闢地種植蔬果與稻作。由於被同化，人口銳減，到 1935年時只剩1500多人。

 

以水稻為主的漢人，入墾蘭地，拓墾勢力之快，從此改變了蘭陽平原的生態，噶瑪蘭人註定了在這波強勢的漢人文化侵襲下，被迫無奈的離開這片原本他們生長的土地，加禮遠港成了他們悲情的海岸，順著海岸南遷，噶瑪蘭人混入了花蓮、豐濱新社，成了阿美族人口中的「加禮宛人」〈Kaliawan〉。

大葉山欖原為噶瑪蘭族嗜果的果樹，通常重植於村舍或住屋附近，因植株高大、種類特殊，容易形成醒目地標，具有社樹功能。這種社樹功能漸漸因噶瑪蘭族勢力的削弱而消失或隱晦，但也在流流社及南遷的噶瑪蘭族後裔中，成為本族精神象徵或識別記號，意即凡栽有大葉山欖處即為噶瑪蘭族所居。噶瑪蘭族在漁獵時代，有一種叫水棉的藻類植物是極為重要食物。水棉外觀如青苔狀，在冬末初春，農田經休耕放水後，在田畝中自然滋生。噶瑪蘭族以竹枝挑起，沾鹽而食，除漁獵所獲之外，尚有水芋、甘藷、麵包樹、陸稻、小米等少量農作，噶瑪蘭族不需刻意栽種蔬菜，因為他們採食各種野生植物的嫩莖或嫩芽，噶瑪蘭人對採煮的野菜稱之為「做年」或「作田」。 

 

噶瑪蘭人的衣著至少有三種植物，即苧麻、單葉鹹草和香蕉，苧麻布即是所謂的「番布」，為平日衣著之用，兼可混鹹草布專供農事時遮陽防雨之用；而蕉布則較輕薄，並不混織其他纖維，特性是涼爽易乾，但製作費時，只有經濟較好或老人或節慶時才穿，只有噶瑪蘭人採用香蕉的莖部纖維織製衣服。

 

噶瑪蘭族的住屋為適應多雨氣候及水澤環境，都採用樁上建築，此種建築大都是利用耐水浸泡的刺竹、長枝竹、大葉楠、大葉山欖、九芎等植物作為支柱；至於牆壁的材料則有使用蘆葦或五節芒的莖稈編製而成，覆頂的是白茅，白茅是當時不可或缺的植物，在當時隨處可見長滿白茅的茅埔。 

昔日噶瑪蘭人的生活包括河岸至海濱的空間範疇，水上交通工具主要是舟，因此可製舟的樹木與日常生活產生密切連繫，大葉楠、茄苳、黃槿、大葉山欖皆可製舟，而苦楝、烏臼、九芎皆可製漿，舟行若遇淺灘，刺竹或長支竹均可作篙，以撐離困陷之地。

 

刺竹雖有許多功用，但作為防範番人、盜賊、野獸的藩籬應是主要的考量，早期噶瑪蘭族栽之以防泰雅族；中期是與漢族相互爭鬥的防禦屏圍，後期則為噶瑪蘭族、阿里史諸平埔與漢族分別防範泰雅族、海賊、盜匪侵擾所需。歲月變遷流逝，刺竹漸漸失去了防範功用與需用，為消除瘧蚊的發生，擁塞的刺竹藩籬開始被人伐除 

 

昔日葛瑪蘭壯麗歌聲已成絕響不再撼動人心，族人也太多漢化或移往他鄉，但流流社碩大繁茂的橄仔樹，依然是噶瑪蘭人的精神指標，指引族人返鄉尋根的途徑。

 

• 利澤簡

 

「利澤簡」位在宜蘭縣冬山河親水公園旁，為溪南地區最早發展的地方，早期為商港風光一時，雖然榮景不再，文化、歷史與濃濃人情味依然存在。利澤簡原為溪南地區重要的貨物集散地，水路上通冬山，下達加禮宛港口。港口商船往來頻仍，貿易範圍包括艋舺、鹿港，甚至大陸福建沿海的廈門、福州等地。因此利澤簡街上商家林立，商行、米店、打鐵店、棉被店等紛紛設立，甚至流流社人也來此開設雜貨店並建立基督教堂。但時光流逝，隨著輕便車、火車開通，造成水路交通沒落，利澤老街也隨之凋零，如今冬山河截彎取直，舊河道填土建設，更使人難以想像利澤老街曾經臨靠冬山河，只剩部分斑駁的牆面裝飾，依稀可以想見當年繁華、熱鬧的景象。而利生醫院門口的渡船口也成了柏油道路，只留下風格典雅的利生醫院作為歷史見證。

 

• 農耕

五十二甲目前產業活動以一級產業農耕為主，除舊有地主仍維持農耕生活，亦有租貸者來此租用土地種植稻作，也就是代耕，目前區內有老年化趨勢，且年輕人外流，導致地主因年老無法耕作進而轉租，領取休耕補助費；本區為一期稻作，藉由訪談得知，農民為了領取休耕補助，而提供土地由租貸者耕作，尚未收取租金，而是收成後給農民一些米，事實上，農民只能領取微薄的補助費及糧食。

蘭陽平原的水田因氣候及產值因素，全年僅一期稻作，52甲濕地每年10月至隔年1月冬候鳥過境時恰為休耕期間，休耕水田的高莖草澤提供候鳥最佳的棲息躲藏空間，水域中的魚、蝦、兩棲爬蟲類及甲殼類動物則為覓食候鳥提供最豐富的蛋白質來源，儲備北返度冬的完整能量。

 

• 鴨產業

養鴨曾是本區家戶的重要副業，其能夠蓬勃發展有其地理環境與氣候條件。在冬山河尚未整治時，每逢大雨來時，沿海地區經常氾濫成災，這樣的環境不適合許多農作或家畜飼養，唯獨天性識水的鴨子例外。不但可以適應水災的環境，同時養鴨的水源也不成問題，且鴨子的環境適應力強，比較不會衍生疾病問題。許多鴨農都選擇在水源豐富的地區，提供一處較乾淨衛生的養殖環境，而每逢大水，又把河床沖刷乾淨，鴨農無須為髒亂的環境而增加工作負擔，也是本區養鴨事業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 

養鴨的過程極為細緻：從孵蛋的孵小鴨、養小鴨、養成鴨，再分工成養蛋鴨、肉鴨。蛋鴨是為了生產食用鴨蛋與受精孵蛋；在蛋鴨老化後，又可以被製作成「鴨賞」販售。而就生產技術而言，肉鴨則從早期「討冬」放養到河邊圈養。在民國 62年設立的「台灣省畜產試驗所」（俗稱養鴨中心）研究投入後，更使得本區曾為全台最大的孵鴨場。

 

養鴨的興盛，除了有其作為經濟蛋肉來源的功能外，當時幾乎所有的農民都養鴨，只要鴨群游過的地方，草就長不起來，牠們一路搖搖擺擺的游來游去，一些攀附在稻子上的昆蟲受到搖動而掉了下來，正好成為鴨子的食物。至於被鴨群壓斷的稻禾，反而能抽出更多的新苗，真是一舉數得，養鴨不但不需供給食物，還可除草、吃蟲、清除福壽螺，加上鴨群的排泄物直接下到田裡，亦可直接為稻作施肥。 

1970年代五結鄉利澤人的養鴨大戶吳連桂，回憶起小時候，也常常幫農民趕鴨，從這一畝田到另一畝田，只要鴨子所經之地，除蟲、施肥一次完成。不過這樣的光景逐漸被農藥、化肥所取代，台灣人傳統慣性的自然農法亦逐漸消失。

 

除了在水稻耕作期的鴨放牧，另一種稻田放牧形式是「討冬」。在稻田收割完畢後，鴨農將鴨群趕入稻田中，鴨隻啄食收割時掉落的稻穀或其他田中的昆蟲。等到無食可啄，鴨農再將鴨群趕到另一畦田中，繼續討食，鴨群經過時留下的排洩物則可增加土地肥力。

養鴨事業於冬山河流域的景況在近 20年有了丕變，據居民表示，20年前地方政策中的冬山河整治，為了河道的通暢與再生，政府不再允許鴨農在河床上養鴨，鴨農們只好另闢蹊徑，在五結等沿海低窪地區找出湧泉豐富的場地，重新闢建鴨場，腹地因此大大縮小，鴨農只能轉做其他事業，或者到花蓮或南部另覓適合的場地。

 

近年來國內提倡有機農法，國人又從日本習得養鴨及農作技術，漸漸恢復以前鴨稻共生的飼養方式，所生產的稻米重新取了個「禾鴨米」的名字，大受消費者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