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個社大二十年的故事
台灣社區大學的誕生與茁壯，是一段由許多主角共同鋪陳演出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每個主角都有自己的抱負與使命；有人想鬆動權力菁英壟斷公共事務決策的結構，有人欲喚起大眾的在地認同，有人一心陪伴個體生命的發展，有人希望在被遺忘的鄉村地區發掘學習的活力……這些差異交集在想為民眾提供學習服務、想讓生活變得更好的廣大藍圖下，於是，各種不同類型的團體皆加入社大辦學行列，成為故事的主角。而社大是一個公共化的教育系統，這並非靠一己之力就能達成，公部門及成人教育、社會教育專家學者等也是主角之一，他們不僅挹注資源，更直接參與了故事框架的制定。這使得故事從來都不是民間教改、社運的神話，而是多方拉扯、角力的結果，前面出場的主角制約了後續「誰，可以什麼樣的方式上場？」
「多元」讓故事百花齊放，也撐起龐大的故事規模，卻使主角們需要花更多力氣釐清內部差異，形成故事走向的共識。多年來，為了團結一致、對外發聲，主角們擱置了許多爭辯──社大的任務是什麼？社大的教育觀是什麼？社大的方法論是什麼？理想的社大型態是什麼？當我們回顧這二十年的歷史，嘗試就這些問句給出一個整體性的解答時，卻發現每個答案都難以收攏成肯定的論述，而缺乏反省的結果也普遍反映在社大辦學現場發展的停滯上。其實，部分社大在一天天認識地方、擁抱學習者的過程中，正逐漸長出一套自己的故事腳本，但這些精采的故事片段卻未曾適時地展現在大眾面前，這是十分可惜的。隨著實驗教育、創新學習蓬勃發展，成人學習的管道越來越多樣；提出與時俱進的社大論述與實踐方案，才不致讓社大的角色邊緣化，這是故事走到二十年的第一個挑戰。
重看這段歷程，我們也發現同樣的情節一再上演，不論是辦學場地、經費或委辦程序，這個故事的發展基礎一直不甚穩固，甚至有削弱的趨勢，即使「社區大學發展條例」於今年通過，多年的辦學累積仍可能在一夕之間消失不見。社大如何為維護自主辦學的道路奮起？我們所選擇的社會改革位置，使得這個抉擇無比艱難，這是二十年的第二個挑戰。
在「時代」展區中，可以看到我們耗時半年，透過歷屆社大全國研討會手冊、全促會會員大會手冊、社大出版品、相關研究論文等文獻，及多次與社大辦學者的討論，所整理出的社大二十年歷史。
我們將這段故事分成四個章節：
1990─1998重建社會力的教育實踐運動
1999─2003成人高教，遍地開花
2004─2011建制化的兩難
2012─重啟社大運動新戰線
故事是隱喻，是最好的討論媒介。期待此展區能讓觀者重新認識社大的發展，讓故事主角重整腳步再出發。
1990─1998「重建社會力的教育實踐運動」
1997年，教改運動者黃武雄為文倡議台灣應全面設立社區大學。這個構想源自他對台灣社會的觀察與分析。他認為，解嚴以來，台灣忽略了讓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的階段，直接進入代議政治，而群眾間亦缺乏全面學習現代知識與民主文化的機會；這使得「菁英主義」與無止盡掠奪環境資源的「擴張主義」持續蔓延，社會革新的基礎並不穩固。在他的規劃裡，社區大學應包含平等的知識討論、豐富創造性生活的技藝實作、組建參與社區事務的自主社團等學習活動，讓人民進而形成能夠覺察自身與外在世界辯證性關係的世界觀，並透過「行動」由下而上重建社會秩序。
1998年9月28日，第一所社大文山社大試辦開學，隔年，青草湖社大開辦；在短短三年間，全國社大數量迅速增長，至今已近百間。社大運動的蓬勃發展，應在更廣大的背景條件下視之：
那是解嚴後的第一個十年左右，在相對開放的政治機會結構中，許多社會運動者皆感受到政治環境已不利於身體性激烈行動的動員，而計畫性、組織化的行動策略如大型集會遊行、立法遊說、進入體制參與決策等亦有其侷限，社會運動實難改變社會內部的價值規範與社會關係（李丁讚，2007）[1]。在這樣的情境下，主張深入常民生活與在地文化之基進改革的社區運動興起，1995年正式在台灣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及同時間正醞釀著的社大運動，皆或多或少與此脈絡有關。對當時的社會運動團體而言，社大是一個值得期待的運動場域，既能帶給工作者穩定的經濟來源，又能借重群眾強大的學習動能發展各自社會變革的計畫，教改團體、文史團體、工人組織，以及南方綠色運動的多個團體，是帶著這樣的期盼與多元的想像決定進場辦社大的。
於此同時，自1996年行政院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以來，台灣的終身學習政策也在轉型與完備，過去一直有濃厚黨國色彩的社區教育活動與相關組織，被「學習社會」、「學習型組織」等嶄新的詞彙所取代，各地方政府也陸續開辦各種現代意義下的成人學習機構，如市民學苑、市民大學等；文山社大的試辦經費，正是由台北市政府籌組市立大學而來。這樣的風潮一方面使得社大的出現與存在更具正當性，卻也讓社大運動從一開始便需要不斷論述自身與其他成教機構的差異，而這在社大建制化的過程中尤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