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什麼樣的地方學？—— 一種社會學的反思

陳巨擘 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理事長

社區大學在台灣各縣市成立之後，在課程設計上一直強調課程和在地知識的連結，並且有些社大還發展出地方學，如屏東、台南、北投等社大；高雄市第一社區大學（前身是新興社區大學）從1992年開始，也和地方的團體合辦過好幾屆的高雄學術研究。從地方知識到地方學，乃是要為地方知識找出問題意識和打下穩固的社會歷史基礎，從各地在文史資料的整理和環境議題的深入探究上，即可見一斑。從這些社大所發展的地方學來看，確實已經累積了一些成績。但是這些成績是否有為各社大的地方知識建立穩固的基礎，並且可以作為發展課程之用？我們的地方學研究和一般文史學者的研究有何不同？社區大學的地方學研究，是否應該要有不同的研究取向？

我試著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回答以上兩個問題，但核心還是地方學與社大的創校理念之間的關連。

我認為目前地方學的研究取向與探討的議題，事實上比較類似一般文史學者與環保團體的取向，一方面是去瞭解過去的歷史，另一方面是關注目前的環境問題。然而，社區大學所關注的，則是生活在我們周遭社區裡的人。社區大學的任務是要去瞭解我們周遭社區裡的人的特質、他們的需求，以及如何經由教育的途徑和這些人一起建構一個公民社會。因此，社區大學似乎有必要重新思考我們歷年來的地方學取向，但這不是在指涉過去的歷史研究不重要。這個新取向的第一個階段就是統計資料的整理和解讀。底下我先來探討統計資料再我們研究地方學時，可能扮演的角色。

首先，我們可以以德國社會學家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為例。Weber這本書可以說是一本歷史研究的書，探討過去幾世紀新教徒關於救贖論的發展，以及新教徒各個教派的預選觀所形成的禁慾主義與他們的工作倫理的關係，以及這種工作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相近性。但是，Weber這本書一開始問了一個和現代相關的重要問題：「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僅僅在於西方文明仲才顯現出來的那些文化現象……究竟應歸結為那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在此大哉問之後，他引出來該書的主題：西方所發展的資本主義，不僅數量可觀，而且還發展出了在其他各地從未出現過的類型、形式和方向；換言之，為何現代的資本主義是在西方形成，而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Weber解答此問題的切入點，是來自於一份當時德國職業狀況的統計數字，德國的資本家大都是新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Weber藉由比較研究方法，由一個現代的現象出發，然後在統計數字中找到答案的切入點，讓他一步一步追溯這個現代現象的歷史起源。

Weber這種以現代現象作為問題意識的歷史研究，似乎較適合社區大學的地方學研究取向，但追尋他的方法的人可能會面臨一個研究上的困難，也就是如何找到一個像Weber所提出的那種問題意識，以及解答這個問題的路徑。事實上，如我在稍前所提及的，問題可能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困難，重點就在一些關鍵的統計數字上。這種關鍵性的統計數字，就是我們目前所做的地方學所欠缺的，尤其是關於當前人口性質的統計數字，以及這個人口性質的統計數字的發展趨勢，有了這些發展趨勢之後就是如何去解釋這種發展趨勢。我們在解釋這種發展趨勢時，就可能需要運用到歷史材料，參考到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或移民政策，或是地方政府的福利政策等等。我認為這些似乎比較是我們社區大學發展地方學的取向，不以現代問題出發的歷史研究，固然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過去某些事件的來龍去脈，但比較難用來幫助我們瞭解現在的狀況。

另一個例子，就是統計學、特別是人口統計在法國的年鑑學派和法國社會思想家Michel Foucault的論述中所佔的位置。統計數字在年鑑學派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是眾所皆知的，尤其是他們藉由統計數字（物產價格和人口）的長期趨勢，來看社會結構的變遷。此外，人口統計在Foucault的歷史論述裡，特別是用來理解治理性〈governmentality〉在歷史中的變化，也是具有不可或缺的關鍵性。Foucault認為18世紀出現的人口統計，特別是出生率和死亡率，對於我們理解當時君主權力治理的演變有很大的幫助。Foucault指出，「人口是基本的元素，它左右著其他的元素」（p. 97），因為它為農業提供人力，也為工業提供人力。並且，人口也是國家權力的基本元素，人口帶來競爭力，帶來低工資，低工資則降低產品的價格，也就能促進外銷，並進一步成為國家勢力的來源。

在當時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底下，人口被當作是國家生產力的根源，是受到君主權力的主導。國家為了維持它的勢力和財富，勢必要制訂法規防止人口外移，同時又要鼓勵外來的移民和增加生育率。在重農主義經濟政策時期，人口則是帶有一種自然的性質（naturalness）。他是受到氣候、物質環境、法律、風俗、宗教價值觀等等的影響。

以上幾個例子應足以證明統計數字在理解現實（reality）之所以是現在的樣貌，以及某些社會文化變項在歷史中發展的軌跡，是一不可忽視的因素。因此，我認為統計資料應該可以做為我們各個社大在進行地方學研究時的基礎。尤其是可以用來觀察人口和社會結構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這在歷史學上稱之為生態─人口模式（ecological-demographic model）。現在政府的統計資料都已經上網，很容易取得，我們更應該好好加以利用。人口統計除了可以用來理解人口和社會結構在歷史中的發展軌跡之外，各個區域（或各社大）之間亦可進一步進行比較研究，藉由比較研究，我們就能加深瞭解人口和社會結構的互動關係在不同區域的發展模式，並且能進一步探討為何不同的區域會有不同的或是相同的發展模式，或是某個區域為何會有獨特的發展樣貌。

社區大學的辦學目標是要提昇民眾的公民素養、然後在台灣社會建立起公民社會。但十年來，我們清楚瞭解社大的公民素養課程並不容易開成，同時來上課的人數和當地成人學習人口的比例還很低，因此，我們要在台灣社會熟化公民社會，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地方學的推動是我們活用地方知識、深耕地方文化的一條正確路徑，但在地方學的探索中我們必須把我們所在地區的人的特質作為關鍵的關注對象，探討它們在社會結構、歷史脈絡中的發展模式，否則我們的研究成果最多只是學術界學術研究的延伸而已，很難在社區大學的社會改造運動中，產生出行動的力量。因此，我們在理解當地人口特質和發展趨勢的基礎上，就可以再進行必要的口述歷史或田野調查，使我們能進一步理解那些統計數字或分析背後的意義。

最後，當我們有了這樣的地方學，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建構我們去年開始推動的台灣學，我們的台灣學就會有清楚的輪廓，也可以開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地區學進行比較研究，以找出台灣學的獨特性質。台灣有它獨特的地理和歷史性質，以及獨特的人口組成，因此，應該很有可能發展出如拉丁美洲的依賴理論或德國的批判理論之類，可以影響世界各地學術界的思考取向。

參考書目

• Foucault, Michel. 1978.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Translated by Graham Burchell.  N.Y.: Palgrave Macmillan.
• Weber, Max.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N.Y.: Scribner.
• 韋伯，1991，《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陳維綱譯。台北：唐山。

圖片來源：JD Hanc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