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建生(晏陽初平民教育發展中心總幹事)
百度一下,可以看到很多關於臺灣社區營造的報導或研究性文字。其歷史 ,可以追溯至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日本,其時日本受長期經濟低迷的影響,而出現社區營造打造魅力新城鄉的實踐,名之曰“發現鄉村之光”,即每一個鄉村都有它獨特的魅力,需要通過社區營造將之發現和宏揚起來,從而推動社區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李登輝訪日後,於1991年提出臺灣作為一個“生命共同體”的重要性,三年後,臺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正式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主張。其時,正值臺灣解嚴後的社會大解放時期,各種NGO、社會團體、各色人等風雲際會,都想著要在各個領域一展身手。社區營造適逢其時,吸引了政府、企業、社會各界大量人士的參與,一時間熱鬧非凡,你方唱罷我登場,社區大學建設運動也如雨後春筍一般,蓬勃發展起來。
什麼是知識?知識有可能成為勞動人民獲得解放的工具嗎?臺灣社區大學以“解放知識”為主旨,其十幾年來釋放出的力量,可以如何來感受?
因為是第二次到臺灣參訪社大,且腦子裏多了一些全球性在地化教育運動的相關資訊,特別是阿普爾等所著《被壓迫者的聲音》,讓我對以往忽略不記的“知識”這個字眼,變得敏感起來。
列寧說知識是勞動人民獲得解放的工具,但在今天全球化與城市化席捲世界之際,主流教育往往成為階層固化與承繼的工具,知識也常常淪為資本的俘虜。和資本一樣,知識反而成了奴役勞動人民的工具。所以,如何還原知識的本質,使知識獲得解放,在全球化的知識系統以外,構建在地化的知識系統,就顯得相當重要而意義深遠。
上個世紀末開始的臺灣社區大學建設運動,起始于當時的知識份子對臺灣教育官僚資本化、知識單一化、知識異化的反思,於1998年在臺北創辦了第一所社區大學,提出“知識解放,催生公民社會”的主張和願景。十幾年來,其規模已擴展至86所社區大學,13所分校,遍及臺灣的每一個縣市,在農村和原住民地區也有將近十所。社區大學每個學期註冊人數,多則上萬人,少的也有上千人,每年有將近三十萬18歲以上的成人在社區大學學習。
臺灣社區大學這種迅猛的發展態勢,實在是讓人振奮,也讓我看到社區大學在大陸發育、成長的可能性。所以自2006年我們在海南創辦第一所農村型的社區大學後,又與福建正榮公益等機構合作,分別在福建的不同地域,辦了三所農村型的社區大學,一所針對工友的社區大學,在江西的城鄉結合部和山西的農村也在籌備另兩所社區大學。但這麼多年來,我們舉辦的社區大學的運作始終在第一階段,即社區動員的層面上徘徊,沒有能力往上走一個臺階,即課程平臺的建設上來。儘管這中間有各種各樣的外在原因,特別是當前大陸知識份子的矮化現象使其無法與工農大眾結合,但我也相信,肯定有其內在的原因,即推動者本身存在的問題。如何在臺灣舉辦社大的過程中找到一種參照,看到我們的內外困境和可能的出路,也是我參訪臺灣社大時想探尋的另一個答案。
知識份子與社區大學
臺灣社區大學促進會,是我們的第一站,秘書長高如萍老師接待了我們。促進會辦公室設在臺北,在臺灣大學附近,距離101大廈也不遠。促進會是1999年成立的,發起人基本上都是臺灣第一所社大——臺北文山社區大學的創辦人,如黃武雄、顧忠華、林朝成等臺灣各大學的教授。黃武雄先生更是社大的開拓者,在1997年前後寫了大量的文章,這些文章直接推動了社大的創建潮,也是社大的理論指導文字。如當前社大四大類課程,其構想即出自黃先生。黃先生認為,當前學校教育或學習“套裝知識”的結果,不是使人更瞭解真實世界,反而把人與真實世界隔離開來。所以社區大學要“解放知識”,主張在學院和社區之間架設一座知識的橋樑,互相學習、灌溉和充實生命經驗,同時開拓自己的視野與胸襟。顧忠華先生早年從德國海德堡大學社會學博士畢業後回到臺灣,參與瞭解嚴後的各項社會運動,是臺灣公民社會建設的一個積極實踐者和理論建設者。他也是在對知識本身的諸多反思後積極投身臺灣社大建設的,在他看來,在現代的國家和資本主義體制的協力下,知識的生產、傳播、分配、學習、應用愈來愈“制式化”,甚至被種種權力和利益“殖民化”,所以學術的分工日益“專門化”,知識的傳授也愈益“套裝化”,結果使得“經驗知識”日漸萎縮。
我們看到,臺灣社大的推動首先來自一批知識份子,尤其是身在學府的知識份子的自覺性,他們身處制式教育的系統中,不甘於僅僅是“生產線上的裝配員”(顧忠華語),而有自覺的批判意識,能夠對當時的臺灣教育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被異化的現象進行反思,乃至走出大學的圍牆,來到街上,來到田野,與臺灣更廣泛的社會運動聯合,推動臺灣教育的變革。在臺灣各所社大,活躍著大量的志工和兼職老師,他們或是大學老師,或是中小學老師,或是政府官員,或是各種社會人士,他們都是大大小小的知識份子,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對社會有擔當,具有批判意識。在不同社大工作的志工,如永和的周聖心,曾文的陳雲芳,台江的吳茂成,旗美的張正揚,宜蘭的林庭賢,都有這樣的特點。
回過頭來看看大陸這裏,在“新四化”(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全球化)的統攝之下,知識的異化更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整個社會的認知在財富、效率、進步、發展等等概念的灌輸下變得越來越物質化、動物化。動物界的生存邏輯彌漫到整個社會,知識界也不能倖免,知識份子圍繞著學術招標和職稱評定體系,生產出漢堡炸雞式的知識,在小圈子內流通、彼此虛胖,而後自以為是地睥睨大眾,什麼社會責任,什麼批判意識,什麼時代先鋒,都只是紙上自我標榜。在這樣的一種情境底下,只有實踐者的動員,缺乏知識份子的參與,大陸的社區大學建設,其未來的前途在哪里呢?
“我還要慢慢長大”
永和社區大學在臺灣社大的歷史上排行老三,成立於1999年,座落於臺北市永和縣國中,白天是孩子們的課堂,晚上和週末則是社大的教室,包括兩大間辦公室在內,社大每年要付給國中近二十萬元人民幣的租金。永和社大由黃武雄先生親自創辦,有五個專職工作人員,每個學期的平均註冊學員在三千人左右,開設的課程有一百多門,類別五花八門,常見的是生活藝能類的課程,報名的人也較多。一般每門課程在三個學分左右,學員修完128個學分才能畢業。課程分必修課和選修課,在“催生公民社會”這樣一個理念指導下,人文社科類和社團小組類課程在社大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儘管並不是每個學員都喜歡,但社大要求學員至少要修一門這類課程。
我在永和社大現場簡單體驗了幾門課程,分別是“社區發展與公民責任”、“電影裏的民族”、“舊衣手工”,實在是讓人賞心悅目,課程結束依然不捨得離開;從內容到形式,從熱烈的互動到井然的學習,無不讓人感到親切。在“電影裏的民族”課堂上,老師在講解完愛斯基摩人這個民族的各種風情後,給大家放由愛斯基摩人自己執導的《冰原上的奔跑》這部反映民族特點的電影,學員們就從各自的包裏拿出水果或點心來,分發給大家,邊吃邊看並討論。這些學員生活在附近的社區,平素幾乎老死不相往來,通過社區大學這個平臺聯接起來,一起上課,一起討論問題,一起參與社區的公共事務,一起出遊,甚至一起到生態農場種菜,社區因此成為一個有生命力的地方,社區就是一所大學,而大學就是一個社區,社區與大學成為一體,一個生命共同體,這種感覺真是太美妙了。
在永和社大給我們放的片子裏,一個滿頭銀髮的老人,也是社大的學員,他說:我還要在社大慢慢長大,為國家做貢獻。實在是讓人感佩至極。
傳統大學承辦的社區大學
臺灣真理大學的本部在臺北,面朝淡水湖,風景優美,有許多上了年紀的建築點綴其間,給人一種歷史感。相比而言,真理大學設在台南麻豆鎮的分校就顯得有點單調了,校園四周都是農田,由於是新的校區,校園裏看不到大棵的樹。但使這裏具有不一般意義的是,分校承辦了曾文社區大學,一所面向農民提供教育服務的農村型社區大學。
曾文社大有學員近千人,其教學點除了真理大學提供的教室外,還遍佈麻豆和周邊鄉鎮的各個角落,廟裏、公園裏、生態小農場裏,最遠的在山上,開車過去得近兩個小時。那天我們現場觀摩了一堂農機維修課,老師是台南一所大學的教授,教具是一個學員從家裏帶來的一台小型耕作機,學員則來自各地,最遠的一個從高雄過來,他剛辭去城市的工作回到家鄉農村嘗試搞生態農業,因為高雄地區的社區大學沒有教授農機維修的,所以不遠兩三百里來這裏學習。
相比辦在城裏的社大,曾文社大雖然有真理大學的便利,但其兼職老師更多的還是來自於鄉土社會,那些有著豐富經驗知識的老農成為社大教師的主力。但這些老農往往都不善於表達,無法將他們的經驗進行有效的傳播。這個時候,真理大學的優勢顯現出來,在這裏上學的大學生志願者成為社區大學進行知識轉換的一個有力媒介,他們成為助教和橋樑,將老農腦子裏的知識挖掘出來,進行整理,並協助老農在課堂上講授,完成知識的再創造。
什麼是大學的責任?真理大學是最好的注腳。
辦在大廟裏的社區大學
我們常說“舉社區之力”,但往往無從去感受這種“社區之力”。在台南社區大學台江分校,我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社區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像台江的榕樹之神,起初是一株小苗,多少年後,是一片森林,枝繁葉茂,根基深厚。
台江分校的特點是其教室都在當地的大廟裏。大廟是中國東南沿海與臺灣地區的重要文化傳承之地,在大陸沿海特別是閩南地區,這種大廟幾乎每個村都有一座,供奉保生大帝或其他神。大廟是宗教活動場所,人們在這裏上香許願;大廟同時又是村莊的公共活動場所,人們在這裏談天說地,打牌玩耍。如何利用大廟這種場所和其原有的功能,提升社區的文化,振拔社區的精神?如何使大廟文化超越其自身,而有更寬廣的視野和擔當?
台江分校的執行長吳茂成先生是一個臉上都寫著“使命感”的人,他的言談中出現最多的字眼是“苦難”,因為有對苦難的深切體認,而有怒髮衝冠解民於水火的情懷。問題意識和使命感的結合,催生理想主義的行動,“大廟興學”因此而起,在傳統的功能以外,增加了教育的功能,以及鄉土文化復興的功能。
在其中的一個大廟,我們體驗了電腦、推拿、瑜珈和當地舞蹈四種課程,我們置身其間,感受著學員的熱誠和喜悅;在榕神園裏,我們體驗了攝影班的課程,學員們用自己的相機記錄社區生活的點滴和環境的美好,舉辦攝影展,凝聚社區認同,更重要的,由學員們組成的義工隊伍,成為社區公共事務中最活躍的一支力量。
在傳統和現代、理想和現實中間,大廟裏的社區大學提供了一種可能路徑,人們在學習、宏揚社區傳統文化中攜手走向未來。
躬身向下 方能向前
臺灣解嚴後的各種社會運動,如社區營造、社區大學、新故鄉等等,我們匆匆走一趟兩趟,看著挺好,覺得在大陸也有各種的可能性,有些經驗直接就可以搬過來用,並且憧憬很快會有一個不錯的效果。比如在南投埔裏鎮桃米生態村的紙教堂,聽顏新珠執行長給你講紙教堂及周圍建築的設計和佈局,荷塘的設計,水溝的設計等等,我們會想到我們那裏也可以這麼來做,甚至基礎條件比這裏還好。這麼來想是無可厚非的,但我們更要看到臺灣的社區發展背後是無數知識份子數十年的沉潛。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廖嘉展、顏新珠夫婦二十年前即從臺北回到埔裏農村,開始社區營造的工作,而在美國取得雙博士學位的舒詩偉則在北埔農村一呆就是17年,他們這種向下紮根的動作,這種韌勁,這種“泥土精神”(錢理群語),才是最根本的經驗。這種經驗,我們的知識份子可以學得來嗎?
當然,當前大陸也已經有些“覺悟的知識份子”與大眾產生著聯接,雖然還太少。魯迅在論及“覺悟者”與大眾的關係時說:“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知識者的任務。但這些知識者,都必須是有研究,能思索,能決斷,並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眾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囉。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知識份子唯有躬身向下,才可能做大眾的事業,社區大學正是一個重要的平臺。
(原文發布日期:2013-12-16 )
(作者於中國大陸主要推動社區大學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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