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也叫“新青年綠色公社”。那裡生活著一群年輕人，共同實踐一種有組織的新的鄉村生活；

那裡走出了一群年輕人，回到鄉村，探索怎樣把農民更好地組織起來，再建鄉村。

2013年10月23日下午，我來到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時，距梁漱溟先生誕辰（1893年10月18日）120周年紀念日還不過一周時間。

看不出不久前舉行過任何先生紀念日的活動。一座紅磚牆圍成的院子在秋日的陽光下安詳矗立著。 其實，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還有另一個名字，叫“新青年綠色公社”，寓意年輕人在這裡試驗一種新的鄉村生活；它還有一個很好聽的別名叫“西山雨舍”——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現址北京海澱區溫泉鎮溫泉村坐落在西山腳下，西山多雨。

我乘坐的公車在溫泉村村口停下，又啟動，遠遁在掀起的塵土中。過了一會兒，一個騎著單車的年輕人下了車，推著車向我走來。他叫李管奇，2007年大學剛畢業就來到了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先是參加了中心為期一年的“農村發展人才培養計畫”專案，後來留在中心做全職工作，正式成為“公社”的一員。

李管奇邊走邊和我說：“我們在村口走進去要拐好幾個彎，特別不好找，門口又沒有明顯的標識，問村裡的人都不知道我們在哪裡。

” 誠如李管奇所說，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十分“低調”，院內幾排簡陋的平房是中心的辦公室、培訓教室、員工和參加培訓學員的宿舍，院子大鐵門合起來才能看見一個中心的LOGO——這與梁漱溟先生被“重拾”後在當下引起的關注極不相稱。

梁漱溟20多歲時就到北大任教，幾年後辭去教職，投身鄉村建設運動和社會公共事務。他在山東鄒平成立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希望通過鄉村建設來拯救整個中國。1953年，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上頂撞毛澤東，被毛斥為“反面教員”，對人民一點好處也沒有。漸漸地，他的名字被淡去，越來越不為人所知，直到1989年以後，梁的著作才一版再版。為紀念梁漱溟先生誕辰120周年，今年暑期，被稱為“梁漱溟研究第一人”的芝加哥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艾愷花了500個小時時間，修訂他研究梁漱溟的著作《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趕在今年10月梁漱溟先生紀念日前出版中文版。

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望著西山，面朝大門向西山方向望去，院外的紅色磚牆上幾個白色大字赫然入目。完整的一句話是“為農民服務，為理想奮鬥！過有意思生活，走理想之路！”院門開口不大，站在大院裡只能看見一半的字。

在這樣靜謐空曠的環境下，這句看似有點張揚的“口號”更像是化為了一個個實實在在的目標和行動。

走進一間會議室，光線並不太好，四壁的展板上書寫了中心的歷史。在這裡，李管奇開始向我講起新青年綠色公社和進入公社、從公社走出的那一個個被理想滌蕩的年輕人的故事。  

“在我的兩手中托著不同的弱勢群體”

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的前身是著名的三農學者溫鐵軍主持的《中國改革》雜誌社下屬的大學生支農調研專案部。本世紀初，那裡聚了一撥對中國農村問題有深刻思考的年輕人。直到今天，這撥人仍在各自領域為中國的鄉村建設努力著。

這與世紀之交中國農村的一些現實狀況分不開。那時，中國農村亂攤派費用現象嚴重，幹群關係緊張，基層矛盾尖銳。2001年中央開啟農村稅費改革。但由於一些執行方面的原因，稅費改革落實情況並不理想，直到2006年農業稅才完全廢除。

另一方面，農村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出去打工，留下老弱婦孺，“每家每戶的地都要這些老弱婦孺來種，幹都幹不動，就更不要說還有什麼技術提高了。”劉老石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感慨。

劉老石本名劉相波。2000年7月，劉相波碩士畢業後被作為人才引進到天津輕工業學院（2002年更名為天津科技大學）任教。不久，他兼職做學生輔導員，負責學生活動。

“這是一項令人興奮的工作。憑藉我對大學的理解，我知道青年人最缺少的是什麼。”幾年後，劉相波寫了一篇自述文《老師是用來犧牲的》，回憶當年的情景。他剛任輔導員不久就宣佈了一項政策，只要願意，每個學生都可以成立社團，組織活動，他會給予必要的協助。

短短一個月，這座不算大的校園內新生了20多個學生社團，包括後來在高校學生支農社團中有全國性影響的“新希望農村發展促進會”。從2000年冬天起該社團就組織學生下鄉支農調研，直到今天沒有停止過。

這年冬天，劉相波組織學生下到農村調研。 那時的農村，村村抗爭，鄉鄉點火，青年人無論是現實還是志向都距離農村很遠。

李管奇向我講起了大學生支農緣起時的一個小插曲：“說去農村做調研根本沒人願意去，只有說是去鄉村旅遊，農家樂，才有學生報名。”

劉相波勉強拉到了6名學生骨幹，來到山西左權縣麻田鎮“鄉村文化旅遊”。麻田鎮是農民作家趙樹理寫《小二黑結婚》的故事發生地，對大學生來說，去麻田鎮確有鄉村文化旅遊的味道。

讓劉相波驚喜的是，雖然這次下鄉只有短短一周時間，只是做了一點觀感式的調查，但這個調研小組中的其中四五名學生後來多次下鄉，成為大學生支農活動的骨幹。

一年後，劉相波在學校的輔導員工作如期結束，成為專職的政治經濟學公共課教師。學校的社團也由於招生、開展活動、經費受到各種限制，如曇花一現，留下的是幾個堅韌不屈和有激情的年輕人。

在學校教授公共課時，劉相波發現總有很多學生聽課提不起興趣。“他們同樣用睡覺和蹺課來對付我的上課。面對著那些茫然困惑的眼睛，我知道我必須改變他們，我必須要領著這些青年人向前走。我最重要的任務應該就是改變目前此類學科最令人噁心的方面，就是不敢面對現實，空話套話連篇。我發誓如果我做一天我就要讓青年們向現實看一天，多從現實中獲得一份道理。” 劉相波後來在《老師是用來犧牲的》一文中表達了自己當年的困惑和決心。

2002年早春，劉相波來到北京《中國改革》雜誌社，以志願者身份兼職。從那以後，他常往返於京津，一面教書，一面在雜誌社門口接待來上訪的農民，或者利用五一十一寒暑假時間組織大學生開展短期的下鄉支農調研。

下到農村，老鄉們稱劉相波“劉老師”，劉相波覺得愧不能當，自己並沒有農民懂得多，就自稱“劉老石”，“石頭很堅韌，和老師的性格有相似之處，另外也寓意他自己像石頭一樣紮根基層吧”，跟著劉老石多年從事支農工作的白亞麗說，後來大家也就習慣“劉老石”這個稱呼了。

通過《中國改革》這個平臺，劉老石把年輕人到農村去的工作推廣到京津地區的高校，後來又進一步推廣到全國的高校。他撰文形容自己，“在我的兩手中托著不同的弱勢群體，一邊是在衰敗的農村中亟待幫助的農民，另一邊是在就業壓力中嗷嗷待哺的青年大學生。

” 兩個“弱勢群體”就這樣緊緊聯繫到了一起。此後短短一兩年，全國高校大學生支農社團擴大到80多個。

2010年，劉老石考上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師從溫鐵軍，並于同年正式辭去天津科技大學教職，全身心投入到農村事務中。

2011年3月24日，劉老石在天津出車禍去世。他的老師溫鐵軍題下一副挽聯：“他是一塊鋪路石，無論生前死後，得道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你是一個志願者，歷盡蹉跎坎坷，惟留一甑一缽庇蔭後人。”

這副對聯後經他人重新書寫，掛在新青年綠色公社“公社書屋”的牆體上。上下兩聯左右掛設，中間是劉老石的大照片。

“公社書屋”昏暗而又潮濕，一本本有點泛黃的書側著身子倚在書架上，積了厚厚一遝灰塵。照片中的劉老石眼神堅定，格外讓人注目。

  “延長支農時間對自身成長和農村更有幫助”

李管奇告訴我，雖然當年劉老石帶隊下鄉調研隊伍裡都是還沒畢業的大學生，但紀律卻非常嚴格。支農隊伍來回的交通工具是綠皮火車硬座，學生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給農民添任何麻煩，還要自費向農戶支付費用。但學生們一到農村就熱火朝天，一點也不顯疲憊和倦怠。

溫鐵軍在《當代中國的大學生志願者與“新鄉村建設”》一文中寫道，最初鼓勵青年學生支農調研，是本著“讓他們寒暑假別在城裡打工，我們給點火車硬板費，回鄉去體驗親情，去體驗腳下的那塊熱土”。但青年學生支農活動就這麼搞起來了。

那時的紀律也作為傳統一直流傳至今。

為更好地組織大學生支農調研，2004年，劉老石等幾個下鄉支農的年輕人骨幹註冊了“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掛靠在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下面的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 “對我們來講，鄉村重建需要從本土實際出發。”白亞麗說起這個機構以“梁漱溟”命名的原因，“我們所做的工作已經有前輩在做了，我們是繼承他們的思想，中國是小農村社經濟為基礎的國家，鄉村的出路不可能完全依靠政策一步到位，還是要自下而上尋找本土經驗，當年梁漱溟先生正是從中國的鄉土社會和傳統文化出發，思考和解決本土問題。”

那年年初，還是天津科技大學大三學生的白亞麗主動休學一年，到湖北十堰市房縣窯淮鄉三岔村支農。 

那時的三岔村，人均年收入還不到900元，大部分青壯年靠外出打工維持一家生計，村裡村務不公開，村委和村民並不相互信任，上訪村民比較多。白亞麗記得，她與另外兩名支農隊員肖青、詹玉平剛開始在三岔村開展農民培訓時，有村民以為他們是村委會派來的，到處說他們的風涼話。

在那樣的情況下，如果直接發展説明農民維權的組織，基層工作往往會遇到很大阻力。

根據溫鐵軍等學者的經驗，如果在農村以文藝開路，就更容易將村民動員起來。等上面對農村的風貌有了認可，再成立農民組織就會順利很多。

白亞麗和肖青、詹玉平在村民中開展唱紅歌、改編歌曲、分組討論等活動。讓白亞麗驚喜的是，三岔村吹拉彈唱的能人有很多，他們一牽頭，村裡很快就組織起了文藝隊、老年人協會、婦女協會、養豬協會等農民活動組織。

一位老大爺拉著白亞麗的手激動地說：“多少年了，村裡沒有這樣熱鬧了！大學生好啊！你們還來看我們，現在都沒人管我們了。”

通過唱歌等文藝活動，村民間的關係慢慢變得融洽起來。在此基礎上，白亞麗和肖、詹開始組織農民骨幹培訓班。一開始把白亞麗等人說成是村委會派來的人的村民，在參加了農民培訓班以後，轉變了對他們的看法，後來還發起成立了三岔購銷合作社。

白亞麗在三岔村駐點一年。她和肖、詹摸索出來的以文藝開路的農村工作方法經實踐證明很有效，後來在中心支農工作中得到廣泛應用。

李管奇向我介紹，正是白亞麗等人在湖北三岔村一年的支農實踐使中心成員認識到，“延長支農時間對自身成長和農村更有幫助”，於是就有了中心的“農村發展人才培養計畫”專案。

2005年，在香港社區夥伴支持下，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農村發展人才培養計畫”專案正式啟動，短期、零散的大學生支農調研發展成一個每期為時一年的培養農村發展人才的固定項目。

“農村發展人才培養計畫”專案每年舉辦一期，每期招收30名左右（近年招生規模為15名左右）學員。每年有幾次在北京的集中培訓，大部分時間，學員會在各自的項目點開展工作，或調研，或支教，或指導農民建立合作組織，或説明農民從事生產、生態種植等。

“人才計畫”在招收學員時，格外看重學員的實踐和反思能力。申請者在報名後，中心會對申請者進行資格評審、面試。通過面試後，申請者還要被安排到專案點開展1~3個月的實習。實習結束，中心再根據申請者實習期間的表現，確定“人才計畫”的最終人選。 “實習期間雙向選擇，這樣就確保入選的學員是真正對鄉村建設感興趣的人。”李管奇說。

截至2013年7月，“農村發展人才培養計畫”專案已開展八年，累計培養了百余名學員。他們遍佈社會各領域，有的返鄉創辦了農民合作社，有的進入關注農村的NGO，還有的在城市工作、學習了多年以後，最終回到了農村。  

為農村輸送的人才

許丙舉是“農村發展人才培養計畫”第二期學員。參加“人才計畫”時，他還是黃河科技學院大三學生。

許丙舉記得，當時學校並沒有關注農村方面的社團，但從小在農村長大，來到鄭州上大學後，他對農村依舊十分關心。在學校，他時時感到所學知識與現實脫離。

看到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農村發展人才培養計畫”招募學員，許丙舉像是找到了內心的歸屬。他是所在學校唯一一名報名參加“人才計畫”的學生。

入選“人才計畫”後，經過集中的理論培訓，許丙舉被派到河南蘭考縣儀封鄉胡寨村，協助村裡一名村社骨幹發展農民合作社。那時，許丙舉只能拿到中心發放的每月450元生活補貼。當時農村生活成本並不高，他還沒有開始考慮現實問題。

“自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以後，國家更加鼓勵農民個體發展。但在農村，很多事情單家獨戶是幹不起來的，農村合作社是一種比較好的農民組織形式。”許丙舉說。

大學畢業後，許丙舉來到鄉建中心在河北隆化的一個專案點工作。2011年7月，面對每月只有不到1500元工資的現實，許丙舉不得不從鄉建中心離開。他先後在北京、內蒙古等地的NGO、企業從事農村發展項目、小額信貸等與農村領域相關的工作。

現在，許丙舉又重新返鄉，在河北隆化一家農民合作社從事養牛、牛糞生產有機肥等生態農業嘗試。

他評價自己這幾年來的工作，“從農村到城市再回到農村，在鄉建中心、NGO、企業、合作社都幹過，但一直在關注農民合作社，因為比較認可這種形式。”

王叟民從2006年起開始接觸鄉建中心的工作。2007年6月，即將離開大學校園的王叟民並沒有像父母期望的那樣，找一份穩定的工作。他給父母寫了一封信《寫在即將遠行前》，就拎著大包小包來到農村。

王叟民參加了鄉建中心第三期“農村發展人才培養計畫”，下到河北保定順平縣多個農村項目點實踐。一年後，王叟民留在鄉建中心工作。

在支農工作中，王叟民總被一些問題困擾著。2006年10月，《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通過，並於2007年7月1日起施行，但實際的落實情況並不如所願。“農民發起成立合作社，從開始註冊申請，可能要一年多的時間才能批下來，完成全部設立登記。”回想起那幾年的農村工作，王叟民直言“複雜”，“效果並不理想”。

其實，在那以前，王叟民不叫“叟民”，他叫“王德斌”。那些困惑他的問題他思前想後考慮了很久，還要不要繼續幹下去？ 當他決心把鄉建工作努力做下去時，他改名“叟民”，從那以後，他對外一直使用這個名字。“我非常尊崇梁漱溟先生，先生有一個筆名叫‘瘦民’，‘叟民’和‘瘦民’諧音，又有所區別。”王叟民說。

2011年，王叟民離開鄉建中心，在香港施永青基金會資助下遊學一年，到各地做農民合作社調研。2012年3月，王叟民重新回到當年下鄉的河北順平。

“在鄉建中心工作，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北京機構裡，感覺自己從農村出去後又離農村越來越遠了，另外我也想要有新的嘗試。” 王叟民這樣說明自己從工作了三年多的鄉建中心“出走”的原因。

現在，王叟民“新的嘗試”已經有了成果。他在河北順平成立了一個青年合作社，現有成員25人。合作社的主要功能為成員之間內部資金互助、成員合作制或股份制社會企業模式經驗分享、協力鄉村農民合作組織小額貸款和農產品電子商務交易平臺發展等。

白亞麗的弟弟白飛在參加了中心第六期“人才計畫”後，於2012年回到河南漯河老家，在村裡組織成立了資金互助社、婦女文藝隊和農民專業合作社。

魏川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參加了“人才計畫”。畢業後，他來到河北包地種地，承包農產品加工作坊，到四川學習素食烹飪。現在他正準備去河南 “落地生根”營造一個“共同生活的社區”。大學期間他一直追求一種“不一樣的大學生活”，在寢室床的一側，魏川在牆上貼了一張中國地圖，只要知道一些好地方，就在上面標出來，期待日後能去。“現在再看，上面許多地方真的去了，就像有人把自己一生的夢想列成清單然後一個個實現一樣。”魏川在一篇自述文章中寫道。

還有的年輕人從“人才計畫”結業後一直留在了公社。他們在實踐一種嶄新的小農村社生活的同時，把一些傳統一直保留得很好，並且有所創新。每天清晨，社員們早早地起來，學著梁漱溟當年和同道那樣進行“朝話”，站在院子裡，沐著晨光思考、交流。每餐開灶做飯前，公社還要統計值日人員和吃飯人員。“不能吃得多做得少，如果一段時間沒有做飯，再要吃飯就要通過做值日來補上。”李管奇說。

我離開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時已是傍晚。溫泉村雖然地處北京郊區，但是並不冷清。到了夜晚商店的燈亮了起來，村口小攤位做買賣聲持續不斷，與村裡鮮為人知的鄉建中心形成鮮明對比。一陣冷風吹過，我回望鄉建中心，更覺那裡空曠寂寥。第二天，中心將組織工作人員前往山東鄒平——當年梁漱溟開展鄉村實踐的地方考察學習。

離開鄉建中心前，那裡的工作人員何志雄指著門牆上“新青年綠色公社”幾個字告訴我：“‘公社’二字說明我們過的是一種有組織的生活，‘綠色’說明我們的實踐貼近農村和農民，我們在探索鄉村生活的另一種可能。”

全文引用網址：http://2014.appku.org/Home/Index/showProduction/id/41

本文首次發表於：《希望工程》雜誌

銘謝：作者田甜授權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