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前景與環境危機[1]
受訪者：黃武雄
採訪者：高有智/鄭麗文
採訪時間：2012年初夏
採訪形式：email筆談
一、20年後，在2030年代的台灣，你理想中的學校是什麼樣子？
2030年，我希望台灣一般的學校，能真的以學生為主體，教師不再是管理者。學生學東西不是為了應付考試、為了與人競爭、為了以後升學，而是為了興趣。大人們願意用比較開明的態度瞭解並尊重孩子，看到每一個孩子的潛能，與孩子做朋友，與孩子討論問題，而不是隨時準備說教。教師在學校不用花很多時間心力在考試、評分、比賽、獎懲、維持秩序、寫報告寫計畫，只為了向上級交代。他們可以用全副精神帶引學生學習、打開視野、討論與思辨。教育資源直接用在學生與教學之上。換句話說，那時台灣的學校，情況與今天歐美一般公立學校相當，教育正常化了，學生的心智也得到充分釋放。今日台灣的中小學教育，從中央到地方，從地方到學校現場，大部分教育人員的時間精力，都耗在人力規劃、人的分類分等分級，耗在如何透過考試壓力使學生學習、如何透過管理使學生的人格行為受到規範；可是教育工作者的本份，原本是在協助學生打開經驗世界，發展學生獨立思辨的能力，以促發其心智成熟。這是兩種不同的教育觀。我希望20年後，我們的社會能夠捨棄前者，認真經營後者。
前者的教育觀是「人與人爭」、是競爭、是評比，透過競爭評比去壓迫孩子學習。後者則為「人與事爭」，讓孩子的心力直接投入事情本身，「想把事情做好」是他學習的動力，他不必隨時被評比，被要求把別人比下去。人與人爭的地方，不只是學生，教師也一樣，人會陷入痛苦和扭曲。人與事爭，學生可以把他的心力投入文明的創造活動，自由的發展他自己，教師的努力也才有真正的喜悅與成就感。這才是正常的教育。
二、你認為學校教育的功能和目的是什麼？
很多年前，我去加州，搭著家姐開的車。車停在紅燈前，斑馬線上慢條斯理走過一個黑膚女人。家姐忽然說：「你看她那種自在又自信的樣子，我很少在台灣人身上看到這種神情。」家姐在美國加州的一所公立小學教了二、三十年的書，她說她的班上不論黑白，很多孩子整天都是帶著這種神情在上課。
「妳認為在台灣人身上很少看到這種神情，同我們的教育有關嗎？」我問家姐。「當然！我們小時候的教育是壓抑的。功課與規矩，時時刻刻盯著我們，我們不能放開自己，長大之後，那些影響還一直烙印在我們身上，我一生都試著在掙脫。我很羨慕班上的那些孩子。」她這樣說。
台灣有很多人確實是過得不自在又缺乏自信的，但我們很少人這樣看到自己。能意識到我們正在用同樣的教育，使我們的孩子在複製我們自己的人更少。
我年輕時，最喜歡Krishnanmurti的說法，他說教育的目的，在於免除人的恐懼，人越了解世界、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越能免於恐懼。可是現實的教育是人學得越多，越恐懼。因為我們只在孩子身上堆積一些缺乏意義，又不經反思的知識，要他們堆積這些知識，去擁有地位與財富，結果呢？人越擁有，越怕失去，因此心裡越是恐懼。現在我年老了，基本上還是認同他的這種說法，只是我更深一層去思索人存在於這世間的原始動力，人要「維生」當然是最根本的，誰都希望生活能過得不錯，但人參與世界，與世界「互動」，並由自己「創造」出一些東西，藉此溶入文明的創造活動，對人內心的滿足也同等重要，它們一樣都是人天生的需求。「維生」、「互動」與「創造」，這三樣內在的需求能夠均衡發展，人日子便會過得自在愉快，心智也才會趨於成熟，這時所謂的「競爭力」自然會好起來。只是我們的社會是患了嚴重的「維生肥大症」，在成長的過程中，互動與創造的渴求，被扭曲或被壓抑了，人就變得怪怪的。多數人縱使後來有了財富地位，也一樣缺少一些重要的東西。從小就在過度競爭的環境中長大，會使人隨時懷疑自己的能力，沒有真正的自信。
我們因為不了解小孩（雖然我們都一度是小孩），所以經常低估小孩，誤以為要管教、要緊盯功課，孩子才會變好，也才會學到東西。其實小孩參與世界的熱情（「互動」）與「創造」的欲望是天生的，這便是他們學習知識的內在動力，可是我們卻急著要抹煞他們身上這些最珍貴的特質，硬要用升學與謀求好出路（「維生」）的壓力去逼迫他們學習，這是錯的，而且事倍功半，甚至使他們因挫折而抗拒知識。這只反映了我們無知的在複製自己所受過的教育罷了。想想看，我們這些大人，除了專業或工具書之外，離開學校之後，是不是很少再碰書本？這種知識倦怠症，就是因為我們自己也受這樣的教育長大的。多反思我們自己，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
當然，有一件事需要特別著力。文明的主要特徵是抽象，小孩的抽象能力並非天生，必須刻意培養。我認為學校教育的功能，主要是打開學生的經驗世界，所謂「知識」，其實就是在不同時空之下的人或人們身上，一些特別值得提煉，而且經過提煉的經驗。但種種經驗是紛雜的，孩子的經驗世界打開了，就要靠抽象能力去整合，使它們對自己產生意義。所以學校教育也要培養學生的抽象能力，因為抽象能力就是整合經驗的能力。
但誰都不知道如何教抽象能力。「語文」（尤指書寫）與「數學」因為本身便抽象化、系統化，人長久浸淫其中，便有培養抽象能力的作用；同時語文與數學又是進入文明社會的兩種必要的語言（一為人文語言，一為自然語言，前者用來與別人溝通，後者則與自然），所以孩子必須好好學習語文與數學。可是一般時候，孩子對抽象化、系統化的東西，都會格格不入，因為抽象不是早期人類的祖先就具有的東西，而是文明變得精緻之後，才發展出來的。我們必須瞭解人的幼兒一樣有這種先天的限制，循循善誘，用心協助小孩走進抽象世界。
我的意思是，很多時候，小孩不喜歡做功課，例如不喜歡寫字，或做數學題目，只因他們不容易熟習那些人為的語法規則。這些規則相對來說，是抽象的，是不自然的，他們看不到意義與目的，所以就引不起興趣，甚至會抗拒。可是他們內心是真正喜歡學習，喜歡知識的，他們始終有「參與世界」的熱情。大人不瞭解這關鍵性的差異，才會以為對小孩要強迫學習，要建立紀律。
舉個例子說，魔術方塊的數學是很難的，大人能不套公式，全靠自己解出的少之又少，但幾乎所有的小孩拿到魔術方塊都會想試著玩，而且很快便沈溺其中（直到發現它實在太難才放棄─我講的不是依照公式在比速度的那種玩法）。原因是魔術方塊的遊戲「規則」很清楚，遊戲的「目的」也一句話就說明白。但數學的規則與目的，卻需要學習一二十年，才搞得清楚。這是小孩為什麼對數學怯步的理由，但他們並不是不喜歡數學「創造性的的內涵」本身。魔術方塊的現象，告訴我們：孩子的本性是熱愛數學的。
學校教育除了上述一經一緯，打開經驗世界與培養抽象能力這兩件事之外，第三件事便是留白，讓小孩有自主的空間，摸索思辨、嘗試錯誤。
三、你為2030年台灣教育所描繪出來的這番圖象，對你來說，背後是有一套教育哲學的，但你認為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準備好要迎接它了？
我所描繪的，其實也不是什麼理想教育的圖象，它只是歐美一般公立學校在對待孩子的方式而已。歐美也有很多體制外的、崇尚某種理想教育的學校，像夏山、Salisbury、華德福等，但我上面所談的只是一般公立學校對待小孩的方式而已。我們很多人花大錢把孩子送到國外讀書，就因認同這種教育方式，為什麼我們不在自己的國家用這樣的方式辦教育？像美國競爭那樣激烈的社會，他們並不會把競爭帶到中小學的校園裡，因為他們比我們瞭解小孩，他們知道要保護小孩在成年之前不受競爭評比的扭曲，慢慢發展自己，長大了才會有所謂的競爭力。
我們卻怕自己的小孩輸在起跑點上，希望孩子長大有競爭力，就要早早逼他承受激烈競爭，因為我們凡事還停留在「巫醫思考」，不深入複雜現象，只習慣用「類比」，吃肝補肝，吃腦補腦，希望孩子以後變成什麼，現在就立即要他接受什麼。一個常見的說法是，小時偷東西，長大了就會偷盜。可是偷東西是因小孩還沒有私有財產的觀念，就像一些部落的族人一樣，這沒什麼對錯，很多部落財產是公有的。如果小孩在我們這種社會長大，他有機會慢慢看，慢慢想，便會弄清楚私有財產的觀念，自然長大就不會偷盜。我當然瞭解，這些年受到全球化的競爭壓力，歐美的公立學校也有在開倒車的趨勢，有些學校也在吵競爭力，但究竟他們的文化比較成熟，反對短視的在孩子身上施加壓力的聲音，還是教育界的主流。我們的社會普遍不瞭解小孩，用太多功課把小孩時間佔滿，小孩的想像力，創造力都會減弱，長大反而會便笨，至少腦筋會僵硬。人是活的，是不斷在變的，小時嘗試錯誤，自由摸索，長大了才會思辨，才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會人云亦云，這樣也就有競爭力。競爭力是自然的產物，不必把自己弄得緊張兮兮。我談的只是平凡的道理。台灣的社會對於接受正常的現代教育，是不是準備好了？我並不樂觀，但我接受妳的訪談，不斷重覆我說了幾十年的話，就希望我們儘早準備好。
四、這些牽涉學校教育的本質問題，您在「學校在窗外」一書中有更完整的探索，然而，這些根本性的理念和價值，一直難以透過教改來實現。近日您在「教改中的左與右」一文中指出，台灣社會缺乏左翼的反省和思維，因此，教改的發展最後仍被「菁英主義」及「文憑主義」所吞噬。
過去這十五年正值資本主義的高度全球化，貧富差距急遽擴大，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很多人歸咎教改不僅未能擺脫升學主義，反而深化了貧富之間的鴻溝，甚至有人開始懷念當年的大學聯考，認為既然無法擺脫升學主義，倒不如回歸當年的大學聯考，至少，來自經濟弱勢家庭的學生還有藉聯考翻身的機會。這種一筆勾銷，回到過去的態度，過度簡化問題，根本無濟於事。如果說台灣社會缺乏多元價值，在這樣的土壤上，自然只會長出「菁英主義」、「文憑主義」的惡果，那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該從哪裡下手呢？
您在「教改中的左與右」一文中有提到融合左右的第三條路，作為下一波教改的論述基礎，可以請您談談第三條路的理念嗎？
台灣民主化了，國家重要的決策，一般會取決於社會主流的意見。如果主流意見看不到問題，政府決策的品質也會偏差。十多年來教改的方向，未能適切抓到核心問題，就是一例。四十七年的戒嚴使台灣長期處在封閉狀態，除了經濟發展之外，台灣社會在文化與思想方面是停頓的，這塊土壤只右不左，連帶的，兩三個主要政黨的政治立場都偏右。我的意思是，社會主流的世界觀是右的，所以政策也都偏右。左與右之間的差異，不只是一般階級立場的認同，更代表兩種不同的世界觀。
左的世界觀，著重結構性，不認為許多現象是任意的，是不相關的。底層結構的問題不解決，現象不會普遍改善。例如說，有教育部長一上台就積極推動閱讀運動。學生能培養出大量閱讀的習慣，十分重要，但推廣閱讀不能由上而下，變成一個文化運動，因為這種文化運動無法紮根，風一吹就散了。作為部會首長，該做的是處理結構性的問題：先普及城鄉的社區圖書館，把圖書館內外弄得很舒適，同時改善圖書管理的態度，大幅增加開放時間。另一方面，努力減輕學生功課壓力，讓學生課餘有多一點的自主時間，去圖書館看書與借書。這時下放資源，讓民間配合學校及社區圖書館，推展相關活動，閱讀就會慢慢紮根。在西方甚至日本，一般成人無論年齡，經常手不釋卷，台灣則普遍患了「知識倦怠症」，知識份子也只讀專業與工具性的書，這現象的背後是有結構因素的。但先從改善與普及社區圖書館做起，是長久之計。結構性的問題不容易處理，但傾國家之力，一年兩年半不到，五年十年，逐步累積就可以耳目一新。
教改的問題，也是這樣，教育最需要多元化，因為每一個孩子，成長背景、經驗、性情、興趣、與可能的發展都不一樣，每一位教師亦然。但因為升學供需失調，大家對升學的機會與公平性非常敏感，於是多元教學，一綱多本，多元的入學方案，立即遭到質疑。升學供需是結構問題。結構問題不認真解決，台灣的教育永遠無法改善。可是右的世界觀不承認這件事，社會主流相信上智下愚，相信家長的升學觀念改變，就好辦了。所以我們不會傾國家之力，為下一代打造出一個正常教育的大環境。
關於左右辯證的第三條路，我已經寫了長文，分析左與右的關鍵性差異，這是人類思想哲學的兩大主流。長話短說很容易招致誤解，要弄清楚它，希望能詳讀我的文章。大體說來，「左」除了結構性之外，承認世界是變動的，也相信對於人的心智，後天的影響遠大於先天。「右」則反過來，相信任意性、回遡性與先天性。在社會層次上，我是偏左的，但在個人層次，許多時候我會偏右，因為精神與意志對個人來說，可以有很大的作用，可以激發人潛在的、豐沛的生命力。從上述左右的特徵，可導出，「左」著重「平等」，因此重視社會正義，「右」則重視「自由」，不止精神自由，也包含經濟自由。
從這樣的左右辯證的觀點出發，在教育領域中，我反對人力規劃，傾向讓每一個人有充分的自由與資源，盡量發揮他的潛能。教育要培養的是成熟的心智，不是國家經建的人力。
妳提到如何實踐的問題，這當然是最重要的。但一個民主國家的政策，要做大幅度的改變，是需要等待時機的，因為在「平常時候」，政策只在反映社會主流的意見。根據經濟學的所謂中間選民原則median voter theorem，政策的屬性通常會傾向於保守。但1994年410教改運動過後的一兩年間，是難得的、可以放手改革的時機，因為當時民心傾向大幅度的改革，而不太在意改革的內容。這時位處要津的菁英，是有很大的空間，去推動進步的政策，可惜把這大好時機錯過了。
但現在是「平常時候」，教改若要有出路，只能回到社會主流的世界觀本身去討論。觀念的改變最難，這是無可奈何的，但要創造媒介。1998年，那時教改已失去契機，我與一些朋友轉而推動社區大學，就是要促成全面性的社會學習，讓眾人透過瞭解、討論與思辨，重新認識世界，認識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因而檢視，並重構自己的世界觀。可是社區大學十二年來，在某些方面雖蓬勃發展，可惜也因一直受制於社會主流強固的「菁英主義」，一開始便被歸類為非正規教育，無法頒授學位，而不易提升知識水準，進行知識解放。
台灣是需要一段自我啟蒙的階段，種種改革才不致於原地踏步，社會與文化才能脫胎換骨。我分析「左與右的世界觀」，其實是為了讓人們在重新檢視世界觀的時候，有一個參考座標。要促成公眾觀念的改變，需要創造環境、事件或議題，從觀念對立的衝突中，去引發公共思辨。前時透過十二年國教的遊行，我藉機寫了「教育複製」的文章，就為了提醒社會菁英深入一點去思考教育的本質。今年七月要舉辦的全國教育會議，也是發展公共論述的時間點。
五、你對教育的理念我很認同，像是：不應該只在複製上一代的思維、要發展孩子獨立思考及創造的能力、要為孩子留白等。在社會主義國家崩解之後，資本主義似乎得到了全面的勝利，甚至在前幾年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左翼的路線如今不再是打造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而只是用來修正或矯正資本主義，使其能夠永續發展。在現代的資本主義世界，其內在規律就是要追求經濟不斷的成長，這也成為現代國家的最重要任務。因此，教育自然脫離不了這個大結構的要求，經過這麼多年，這些要求早已內化成每個家庭對孩子的期待。然而，經濟成長可以是透過剝削、污染和掠奪來達成，不過，無限的生產力也可以是因為人類擁有不受限制的創造力及想像力，所以可以達成永續的經濟成長。所以，有獨立思考能力，有創造力的孩子，才會是未來最具競爭力的。台灣過去的經濟是建立在低廉的（各種）成本和代工上頭，所以，對未來人力的期待也是一部這樣體系下的生產機器，如果台灣想升級，想轉型，當然在教育上也應該改變。
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培養孩子獨立思考的能力，發展他們的創造力，才能因應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想想西方教育，給孩子很多遊戲與自由探索的時間。從表面上看，他們在中小學的課業表現不如東方。但他們長大之後，所創造出來的經濟產值、文化產值、學術產值，卻遠遠優於東方。遊戲本身就會發展人的分析力與創造力（近年，美國加大Berkeley本校一位心理學家Alison Goptnik，做了很多可靠的實驗在證實這件事）。我們傳統的看法，認為遊戲只是荒嬉課業，至今這個錯誤的看法，仍然普遍流行。
在大學裡，我們同事有時會聊到這樣的事：我們小時用幾倍於西方小孩的時間在做功課，但長大後，在同時代的學者中，絕大部分重要的東西，卻是西方人做出來的，從好的文學藝術的作品、社會科學重要的理論，到自然科學突破性的研究，大多數是他們的成果。當然我們也有少數很傑出的工作，但成就與付出不成比例。想想看，今天我們在傳授的，經常是他們創造出來的東西，可是我們曾經耗掉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在讀書，難道東方人天生比西方人笨？絕不，是我們的教育自小壓抑了我們的創造力與想像力。到頭來，因著作權而賺取的天文數字的利益，都流向西方。這事情的是非利弊這樣顯然，可是我們的社會主流毫無覺悟。問題在於我們只知複製自己的經驗，把自己的不安全感投射在下孩子的身上，低估孩子、限制孩子。
至於福山主張：「左」翼已無足輕重，今後難以再與「右」的資本主義相頡抗。做這樣的論斷是因他對問題太簡化了。對於他的論點，已有很多人反駁，尤其來自左派的論述。我在這裡補充一個未被提過、而涉及環境的論點。資本主義主張無盡開發，本質上是擴張主義（expansionism），它的邏輯，是把人置於經濟體系之中，加以分工化，片面化，技術化，藉此達到較高的經濟效用。相對於「右」的片面觀，「左」則因其重視結構性，對事情看法著重整體了解。這種整體觀，使人重視自然資源的保留，以求人類文明的永續。「保留主義」（conservationism），如「綠」色環保力量的興起，與「紅」色草根力量的結合，變成「偏左」的重要訴求。這種訴求強烈質疑資本主義的大肆擴張，並提倡用社會福利對抗市場經濟，這條陣線已成為「左」與「右」的決戰點。
福山的說法太受制於傳統對「左」派的界定，又忽視資本主義剝削大自然的危機，才會看不到這個新的決戰點。很顯然，資本主義無法這樣膨脹下去，因為大肆剝削大自然的結果，催使大自然的反撲迫在眉睫，資本主義不可能是永遠的勝利者。如果偏左的保留主義來不及制止資本主義的擴張，人類連同整部珍貴的文明便會從地球上消失。
這兩三年氣候變遷的劇烈，已經是個嚴重的警訊，可惜目前人類不是無動於衷，就是束手無策。世界是不斷在變動的，這變動的幅度可以巨大到人類這個物種在幾十年內，便會悲慘的滅絕。
六、你很悲觀嗎？
是的，我看不出人類的理性有可能解除大自然反撲的危機。「左」從來就是少數，能真切掌握「左」所蘊含的辯證本質的，更是少數中的少數。但解決環境問題，卻需絕大多數人的合作。
二十世紀後半，人類的生產力大幅提高，生活資源富裕，相對的也緩和了階級矛盾。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經濟擴張，刺激了人們毫無節制的消費，並加速對大自然的掠奪。明明全球氣候變遷日形劇烈，但有多少人能自動放棄眼前生活的舒適，例如放棄開車，放棄逛街購物？今天全世界六十多億人口密密麻麻的分佈在地球每一個角落，其中至少有十五億以上的人口，每一個人所消耗的能源、所製造的污染，就比十八世紀，一個享用大莊園及其眾多奴僕人力的貴族所揮霍的更多。而其他四十多億的人口，每天在努力的，就是向那十五億人看齊。想想看，這樣的一個超級的物種，還能夠在地球上存活多久？
台灣到了這幾年，終於步上少子化的新階段，可以藉機減少人口，可是整個社會卻驚慌失措的叫喊「人口老化」，政府也大肆鼓勵生育，原因都為了經濟擴張，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對待問題片面化、技術化，而無法整體了解的態度，尤其是知識菁英。理性褪色為狹窄的工具理性，失去十八世紀啟蒙時期批判反思的光芒。很多人以為大自然的反撲，就像天塌下來一樣，一夕之間，大家同歸於盡，人類灰飛湮滅；既然世界末日是無法避免的宿命，何懼之有？
事實上，大自然的反撲，不是一瞬間就吞噬一切，而是一步步慢條斯理的：災難此起彼落，資源漸漸枯竭，文明倒退，秩序崩解。國與國之間、一城一鄉之間、人與人之間，變成弱肉強食，人類將走回野蠻時代，卻比早期的野蠻時代更慘無人道，最終是人吃人。這種黑暗恐怖會拖延三、五十年，終至人類滅絕。我很希望我說這番話是錯的，希望這番話不過是危言聳聽，希望事實會光明得多，希望人類的理性，終究會解除大滅絕的災難。
但人類有這樣光明的未來嗎？恐怕理性是無能為力的，因為多數已有足夠生活資源的人，不會願意放棄今日生活的舒適，不會願意回到往昔過著儉約的生活，而還處於貧窮的人，不會也不該放棄追求較好的生活。以人類今日高度的生產力，要分配好資源，維持儉約，但免於飢寒的生活，與大自然和平相處，不是不可能的。可是這就違反了資本主義的邏輯，也與現有的國家運作相抵觸。國家的界線，使得明明這是地球村的共同問題，但各國眼前利益不同，爭吵不休，無法團結起來共同去解決。
如果人們警覺到人類行將滅絕的危機，至少在理智上，能了解經濟不能無限制擴張，那麼有一種理性，也許有助於人類逃脫滅絕的命運。那是一種「動態理性」，屬於「辯證理性」的一個面向。
前面我說過，理性是無能為力的，那指的是大家日常在運用的「靜態理性」。的確，多數人不可能放棄現有的物質享受，但其中一個原因是：「我不開車不吹冷氣，我一個人辛苦把生活過得儉約，並無補於事，其他人還是在開車在吹冷氣，無數工廠還是在大肆污染，人類還是一步步在走向滅絕。」這種心理非常普遍，但如果未來確定是有希望的，人們看得到自己今天的儉約，正在替未來的希望鋪路，看得到個人是可以有作為的，那麼會有一些人自願放棄眼前的享受，並逐步擴散到多數人。
舉個例子說，如果有個具有足夠影響力的國際組織，公開發聲，向各國人民號召，徵求各國一開始有百分之一的開車族，為了人類的生存，為了自己下一代的活命，於某年起自願放棄開車，並宣稱隔年徵求自願不開車的人數，將擴及百分之五，以後逐年增加，五年十年之後的目標是車輛減少到目前的五分之一，並將匯集這股壓力，施加於各國政治實權人物。這樣的訴求，有可能會得到響應。不開車慢慢形成一種風氣，也變成一種道德壓力。
這只是舉個例子，其他像減少消費，減少垃圾，反對開發，反對經濟持續擴充，與提倡節育等等，都可以循此概念，動態發展，而不是大家都束手無策，坐以待斃。
事情也不一定由國際組織來推動，各地區、各國，都可以局部的做，只是範圍要夠大，才能激起希望。提倡由個人做起，是不通的，是唯心主義空泛無力的道德勸說。
你會說我想的是天方夜譚，但不這樣想，我們還能怎麼辦？骨子裡我是無比悲觀的，只是在悲觀中，還想找出一絲希望。這種動態理性，如果能夠激發出來，便是一股可能帶來希望的力量。總要想想辦法，讓大家一起尋找希望。
最後的機會，我相信：只有訴諸恐懼不敢生小孩，雖然這種作法與我一貫的態度相違背。大家因恐懼資源即將枯竭，恐懼世界末日即將到來，而不敢生小孩(注意這是自願而非被強制)，讓地球上的人口快速從六十多億降到十億以下。
但連這樣的可能，也是奢望，因為大家還心存僥倖，可是地球對人類發出的警訊，又已進入倒數計時。我們倉惶上路，又要與極其有限的時間賽跑。
若萬幸人類因此逃得過浩劫，這條路也走得無比荒謬而反諷。人類整部文明，便為了要脫離恐懼而發展起來，最後卻依賴恐懼解救了人類。好笑吧，荒謬吧。
[1] 本文前半部刊載於中國時報2110年9月25日，A2全版。中時高有智，何榮幸及魏婉玲策劃，當時立委鄭麗文採訪。後半部則未公開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