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曉鵑
 核三廠最近發生二十年來最嚴重的跳電事件，電視報導中出現了數位民眾接受記者採訪，記者問道：「會不會害怕？你們相信台電說沒問題嗎？」民眾無奈地問答：「相信啊，他們是專家，我們不相信怎麼辦？害怕也沒用。」另一方面，我們也經常可以從電視中接收到這種畫面：一群民眾聚集在發生污染的工廠前，要求官方或企業主為他們所遭受到的環境污染提出賠償或回饋。這種經濟主義式的抗爭，其結果是，抗爭與回饋的方式平息了，但環境污染的根本癥結，並未受到積極的認識與追蹤，更遑論地區性民眾以環境事件做為自行組織與自我教育的伊始。
從兩個例子，我想要說的是，雖然台灣光復後幾乎掃蕩了文盲，民眾不再有識字的問題，但距離巴西解放教育哲學家Paulo Freire所指出的──教育做為一種對自身及所處環境形成一批判的認識觀及改變世界的動力，是何其遙遠。Freire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教育做為知識、技能及社會關係的再生產機制，已成為維持現有體制順利運轉的必要條件。因而，教育不再是提供批判性思考及改造行動的工具，而淪為替既有政治經濟體制服務的器具。 為了要產生具有社會變革意義的教育方式，Freire提出結合「批判的語言」(language of critique)以及「願景的語言」(language of possibility)的解放教育觀。前者承襲批判社會學的傳統，指出教育做為既有政治、經濟及文化再生產機制的事實。然而，Freire認為，如僅止於批判，將形成看不見希望的犬儒。因而他進一步提出「願景的語言」，強調希望及改造性集體行動的重要。簡而言之，Freire的解放教育哲學，乃結合希望、批判性反省，以及集體行動。他自七０年代在祖國巴西，推動農民掃盲運動，目的在透過成人識字教育，一方面讓農民認清自身及結構性的問題，另一方面形成有機的集體，共同改造命運。這股解放教育的風潮，從巴西燃燒至拉丁美洲、亞洲，甚至歐美，成為各地社會改革的重要推手。台灣始終未形成解放教育的傳統，教育系統向來被視為台灣保守的陣地。台灣改革的主要動力實來自社會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