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就是社大二十周年了。全促會發動「社大2.0」計畫，設想社區大學在下一個世代的發展方向與路徑。初期的工作著重辨識社大的發展經驗，什麼應該珍惜，什麼必須與時俱新？檢討與前瞻的工作會持續一年半左右，來來回回好幾輪，逐步邀請各地社大及不同世代的工作者，共同參與建構「未來的社大」。
未來的社大在學習的樣態可能更加多元，而其根本，如何重拾非主流社會位置的創新活力，維持「發展的野性」，以及深耕社區「接地氣」的教育觀與教育方法，是我個人認為非常重要的兩個面向。
如果簡要的解釋社會創新是「運用新的角度看社會問題，運用新的工具、新的做事方法，組織新的路徑，促成新的社會連結，發展新的策略」。那麼，社區大學的使命與設計一開始便充滿了創新的特質。在二十年前，很難向國人說明什麼是「社區大學」，因為在二十年前的社會經驗裡，除了功利取向的補習教育以及殘補式社會福利觀點的「長青教育」之外，找不到適當的詞彙來形容社大想做的工作。不帶現實目的的學習、強調內在轉化的學習、社群的共學、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的學習、公共論壇、公共參與與學習共治一爐的設計，把「個人上課」的內容與可能性搞得熱熱鬧鬧、豐富無比，既有的概念與做法根本不足以負載以上的內涵。因此，社大人用十九年的時間發展出「另類的成人高等教育」、「社區為主體的終身學習內容」、「強調社群共學的成人學習經驗」的全新架構模式，並以極成功的規模與豐富案例打開了整個社會對於高品質終身學習的想像力。
沒有台灣長期培養孕育的豐沛民力基礎，社大不會發展那麼迅速。社大的理念高尚，而招募講師的態度十分開放，對於課程的規範相當寬鬆，因此有機會吸引原本四散於台灣社會各角落的地方秀異，提供這些講師可以發揮個人風格的教學環境。再加上學員的學習沒有期限，充滿熱忱的老師有機會和學員磨合，以長時間的耕耘克服現實資源的不足，發展出飽滿、豐碩的非典型教學關係。
單一社大的資源並不寬裕，個別課程的講師更是勢單力薄，要回應地方議題，進入社區，並不容易。有了充滿活力的課程，還不足以充分描繪社大的機制特質。社大工作人員的自我認同與表現其實很像NPO，而社大校長往往是最認同在地理念、親力親為的人。為了探索、回應、發展在地議題，工作人員和講師常常組成任務小組，共同設計課程、公共論壇、成果展演活動、社團、走讀、調查工作坊等形式支持講師進入社區，先發展小規模、探索意味極強的學習行動，之後再透過不同的課程鼓勵更多的師生參與。因此許多厚實、亮麗的社大表現，背後往往是整個學校全力以赴的結果。校方和講師的距離很近，議題目標與課程設計的反饋關係很靈活，學校是平台，講師是各具專業的諮詢智庫，校方與不同課程之間的關係更接近公民組織社群網絡之間的合作。
除此之外，還有兩個創新因素，可以幫助我們深入理解社大何以在十九年之間快速擴散。首先是學費機制。除了少數的偏鄉社大例外，社大學費收入一般佔學校經費比例六成或更高。社大基於理想，有針對各式各樣的條件而設的免費與學費優惠，但基本上市場機制是決定課程結構的主要因素。這個令社大工作者痛苦的現實條件帶來兩個寶貴的提醒，它提醒社大工作者時時校準我們的理想是否離民眾太遠？並提醒社大工作者與講師仍須回歸教學品質來贏取在地民眾的認同與支持。這兩個提醒成了我們必須不斷細緻化教學方法的動力。
其次，全國將近一百所社大是在一個相對主流教育機構而言，非常開放的環境中允許多元開展。過去全促會與各地社大夥伴非常謹慎地處理一般性的辦學規範，對於不同類別的課程比例、學程制度、進入社區的做法，以及隨之而來的社大審查與評鑑，我們都主張應該考量在地情境脈絡而因地制宜。同時之間，社大的互動非常活絡，社大全國研討會、工作研習營、講師研習營、優良課程評選、異地實習、社大開學期刊等活動非常快速、綿密的傳遞、交流各地的經驗。因此，產生了一個效果，單一社大不須一肩承擔所有研發的風險與成本，多元、自主、異質的社大開展經驗好像全國社大同時發動十色繽紛的在地學習實驗，累積到了相當程度，自然看到百家爭鳴的社大辦學成果。
以上所述是我認為社大最令人珍惜的特質。但不可諱言的，對很多民眾，甚至包括很多社大的學員仍然覺得社大和社會創新的形象很遙遠，仍然有很普遍的社會觀感認為社大是以服務退休人士、社區媽媽的休閒課程為主，再加點社區公共關懷。社大的使命和現實觀感的落差便是我們務實檢討與努力的最好起點。
社大的確在開創期高峰之後，隨著規模的成長，反而在組織設計以及課程發展中逐漸顯露疲態。如何重拾活力，我認為有兩個關鍵課題可以作為關注的焦點。
第一，社大工作者需要具備柔軟、開放的心智特質，並能甘之如飴的面對複雜社會網絡以及高密度的人際互動。可惜的是，在社大的發展過程中，隨著規模的擴張，工作者的能力逐漸以行政效能為優先，具備組織者潛力的工作者往往在大量的行政磨練中失意求去。長期下來，社大的領導者是有斷層的，社大的工作者在理念視野、組織能力要撐住社大原初的野性與靈活度往往左支右絀，非常辛苦。如果有大量的資深講師成為自發組織者或許可以減緩工作人員斷層的影響，可惜，大多數的社大並沒有發展出恰當的組織結構，鼓勵資深講師進一步參與學校決策。再加上工作人才斷層的惡性循環，可以組織講師的工作者越來越少，講師的參與越來越被動，越來越表層。既然核心的組織者日漸凋零，校內活潑的社群氛圍便逐漸褪色。
第二，早期的社大隨著學員回到社區，發動保護老樹、認養濕地與閒置空間、編輯社區報、做公民記者，介入社區生活的大小層面，忙的不亦樂乎，學校因此顯得朝氣蓬勃，課程、社團與真實的生活問題結合自然且密切。後來，這些成果成為社大評鑑與補助重點，校方每年都要拿出若干成果出來，課程、活動或社團便逐漸在「亮點」、「特色」的審查考量下逐漸「走鐘」，甚至隨審查委員的喜好以及政策方向調整每年的社區計畫。異質多元的社大發展逐漸趨於單調，在地社大缺乏夠深的成果，也失去了社區為本的真正特色，自然無法讓民眾留下深刻的辦學印象。
社大2.0必須在社大人才養成找到解方，因此需要更充裕的辦學資源。但我們也需要自覺的打破補助政策帶來的緊頭箍，因此我認為社大2.0在思考社大與政府的未來關係上也需要更多的創意。社大的進階發展，與其是面對國家爭取更多的政府補助，不如面對社會，邀請大眾共同想像新的社大，說服整個社會願意投入更多資源支持更豐富的未來社大。「流域學校」、「公民審議學校」、「地方知識學中心」都是近年我們嘗試在社大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複合功能。我們相信地方的發展，將因為這些多元、豐富的組織角色而更形健全，而這個想像的清單可以因應在地的特色與需求持續增加。我個人深信，或許在未來，只要守住社大的本質是「支持社區發展，發動各式各樣創新學習的基地」，我們可以進一步解構社大，接納任何有趣的構想。
不少社大朋友對於這幾年大學的補助政策轉向，強調大學的社會責任，鼓勵大學進入社區的發展憂心忡忡。對於此一趨勢，我偏於樂觀其成。我曾參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推動「水沙連大學城」，那個愉快深刻的經驗讓我相信大學與社大共創雙贏的可貴。何況，整體的社會氛圍仍是保守的，當社大2.0與大學改革的目標都以深化地方改革為目標時，我們各自須面對的領域內外關卡還多著呢。進步的大學與進步的社大需要攜手合作，在更多的社區創造更多的社會改革基地。
（本文轉載自《通識在線》第七十期：社區大學與通識教育）